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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大考古發現獻給“文化遺產日”

    作為6月12日“文化遺產日”的獻禮,今天,國家文物局在蘇州向媒體公布了2009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的名單,備受關注的河南曹操墓毫無懸念地入選。另外九個入選項目為:河南新密李家溝舊石器—新石器過渡階段遺址、安徽固鎮垓下大汶口文化城址、江蘇張家港東山村遺址、內蒙古赤峰 二道井子夏家店下層文化聚落遺址、山東高青陳莊西周城址、陜西富縣秦直道遺址、陜西西漢帝陵調查及發掘、河北曲陽澗磁村定窯遺址、江西高安華林造紙作坊遺址。

　　本次入選的“十大考古新發現”充分反映了近年來我國考古工作的特點和成績:基建考古仍然是我國考古和文物保護工作的重點,“十大”中江蘇張家港東山村遺址、內蒙古赤峰二道井子夏家店下層文化聚落遺址、山東高青陳莊西周城址均是在配合國家或地方的工程建設而進行的前期勘探中獲得的重大發現。

　　此次“十大”還有兩方面的特點。其一,由于大遺址保護工作日漸推進,作為大遺址保護規劃制訂的基礎,考古發掘量大大增加,也屢有重大收獲,比如安徽固鎮垓下大汶口文化城址、陜西西漢帝陵調查發掘。其二,考古工作中采用了很多新科技,十分重視對信息的采集。如此一來,今后即便遺址由于不可抗拒的原因丟失一些信息,也仍然能夠進行研究。本次評選的評委之一、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博導安家瑤表示,這兩點都將成為今后一段時間考古發掘工作的趨勢。

　　另訊今夜,古樸的蘇州胥門廣場飄揚著吳韻雅樂,一臺《君到姑蘇見》文藝專場演出,拉開了“2010中國文化遺產日”主場城市活動的帷幕。文化部部長蔡武,國家文物局局長單霽翔、副局長童明康,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副總干事漢斯·道維勒等參加了開幕式。開幕式上,揭曉了2009年全國考古十大發現評選結果,表彰獎勵了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中的204名突出貢獻個人和54個先進集體。

　　圖為山東高青陳莊西周城址中的馬坑。資料照片

　　◎專家點評

　　河南新密李家溝舊石器—新石器過渡階段遺址

　　一個期待已久的發現

　　點評人:趙輝(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

　　李家溝遺址發現了舊石器晚期至新石器時代早期多個地層的堆積。對于始終缺少華北地區兩個時代交替資料的學術界而言,這個發現期待已久。遺址上舊石器時代晚期地層除了具有典型特征的石器,還出土了較多不便攜帶的大型石器,意味著居民生活的流動性降低,開始出現新的生計內容。而遺址上新石器早期遺存是全新的發現,陶器特征很難同任何已知資料對比聯系。綜合各種遺存資料初步分析,也表明當時的生計活動內容有了明顯變化。比較兩個時期可以看出,一方面人們的取食活動、定居程度等方面的變化發展;另一方面,制作技術的變化,尤其是制陶業突然出現在當地,又意味著兩期文化之間未必是單線傳承,從而提出許多需要進一步探討的重要話題。

　　江蘇張家港東山村遺址

　　找到良渚文化的源頭

　　點評人:陳星燦(中國社科院考研研究所研究員)

　　東山村遺址讓我們對長江下游地區新石器時代的文化發展水平有了更深刻的認識。該遺址的主要遺存屬于崧澤文化時期,遺址中的墓葬有等級差別,且屬于一個群體。從葬式、墓向和墓葬之間少見打破關系等特點判斷,東山村居民曾在此長期定居,也說明其社會分化程度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以往發現的崧澤文化中期墓葬隨葬品多為日用陶器,而東山村同時期的大墓,不僅發現大量陶器,還發現了眾多的玉器、石器等,不少大墓還隨葬石鉞、石錛等儀仗武器,顯示墓主人生前擁有非凡的權威。從公元前3500年開始,在包括黃河、長江和西遼河在內的許多地區,都出現了明顯的社會分化。城墻高聳、祭壇林立,大型墓葬相繼出現,中國核心地區的文明化進程明顯加速。東山村崧澤文化早中期大墓的發現,使我們看到這個不斷加速的歷史進程在長江下游可能遠在公元前3500年之前,這為長江下游地區高度發達的良渚文明找到了源頭。

　　內蒙古赤峰二道井子夏家店下層文化聚落遺址

　　罕見的史前文化聚落

　　點評人:王巍(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長)

　　夏家店文化是與夏王朝同時期的東北地區的文化類型,當時是史前東北地區文化發達的時期,人口眾多、聚落密集,但一直沒有發掘到一個保存較好、結構清晰的聚落遺址。此次發現的遺址保存相當完整,不同時期的房屋組群,乃至各房之間的通路都在,有人居住的,牲畜住的,還有貯藏室等,讓我們看到了距今4000-3500年前的先民生活的圖景,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這個小村子在300年間生活的變遷。一個村落在幾百年間的變化都能看到,不僅史前,而且在夏商時期都非常少見。二道井子遺址的發掘為人們認識史前聚落的生活狀態提供了很好的證據。

　　山東高青陳莊西周城址

　　揭開早期齊文明的面紗

　　點評人:許宏(中國社科院考研研究所研究員)

　　雄踞東方的齊國,是周王朝開國功臣姜太公的封國。它的都城臨淄以經濟繁榮、文教發達而著稱于世。但定都臨淄是距周初始封近200年之后的事了。之前的齊國歷史撲朔迷離。始封地與早期都城在哪兒,文化面貌和禮樂制度如何,都是霧里看花。這也就難怪山東高青陳莊發現了西周前期的夯土城址,包括貴族墓葬、祭壇、(車)馬坑、帶有“齊公”字樣的銅器、刻辭卜甲等重要遺存時,一貫矜持的學術界也興奮起來。陳莊遺址地處齊國近畿地區,如此高規格的遺存集中出土,使人有理由把它們與齊國早期權力中心的活動聯系在一起考慮。毋庸置疑,這一發現揭開了早期齊文明的面紗。

　　陜西富縣秦直道遺址

　　秦代的國家級高速公路

　　點評人:王子今(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教授)

　　秦始皇朝代修筑的秦直道,是由秦王朝執政中樞地方直通北邊長城防線的高速道路。它是中國交通史中值得珍視的存留。交通史學者、歷史地理學者和考古學者以秦直道為對象的考察歷時多年,對于某些路段的走向尚存在明顯的分歧,秦直道的具體形制亦不明朗。本次對秦直道富縣樺溝口段進行的考古發掘,是對這條重要古代道路的第一次科學發掘。發掘以斷代明確的出土資料否定了以為“秦直道并非南北筆直,而推斷其路線向西北迂回至于華池、定邊,再東北折向烏審旗”的意見。對于路基結構、路面狀況、護坡形式、排水系統等遺存的全面揭露和分析,充實了我們對于秦漢交通建設成就的認識。

　　河南安陽西高穴曹操高陵

　　一把考古學的標尺

　　點評人:劉慶柱(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

　　曹操墓作為公元220年的陵墓(230年卞太后合葬曹操高陵),有著明確紀年,是東漢晚期至魏晉時代為數極少的高等級墓葬,成為東漢晚期至魏晉時代高等級墓葬的考古學標尺。古代“陵墓若都邑”,曹操墓的考古發現對其都城鄴城遺址的考古工作也將產生學術上的積極推動作用。曹操墓有著十分明確的時間,即218年曹操修壽陵至220年2月曹操下葬。曹操墓發現的刻銘石牌、畫像石資料,在書法史、美術史斷代方面具有極為重要的藝術價值。曹操墓的考古發現及其今后進一步的田野考古工作的開展,為確立曹操墓及其相關陵寢建筑遺址、陪葬墓等遺存的保護,提供了科學依據,發揮了考古發掘“一點”帶“一片”的文化遺產保護效果。

　　江西高安華林造紙作坊遺址

　　再現宋元造紙流程

　　點評人:蘇榮譽(中國社科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研究員)

　　造紙的三大主要工序包括:原材料加工、抄造和干燥成紙。關鍵環節是抄造工序,其中如何使纖維均勻地懸浮于紙槽中,可謂是重中之重。我國古代匠師的一項重大發明是紙藥——植物粘液類懸浮劑,將之加入紙槽即可使纖維均勻分散。華林造紙作坊遺址內,在抄紙池旁發現了紙藥鍋的灶,應當是了不起的發現。若能從有關遺跡和遺物的研究求證出是何種植物紙藥,該遺址發掘的價值定會得到提升。我們現在對古代造紙技術之所以知道不少,很大程度依賴于宋應星的《天工開物》。此次發掘出大批與造紙工藝有關的遺跡,且時代順序清楚,功能相互關聯,幾乎可以完整再現《天工開物》所記“造竹紙”有關原料加工的一整套工序。

　　◎發掘亮點講述

　　安徽固鎮垓下大汶口文化城址

　　城墻上的未解之謎

　　講述人:賈慶元未解之謎一:開向城外的房門

　　在北城墻的城墻頂部,我們發現了一組東西向的排房。排房由5間相連的房屋和1間獨立的附屬性房屋組成,五連間房屋共長約16米。有意思的是,我們發現排房的門竟然是開向城墻外的,且門道只有50厘米寬。建在城墻頂的房子門向城外開,是一種臨時性建筑,還是一種特殊的居住形式?

　　未解之謎二:史前大地震

　　2008年5月12日,我們在東城墻發現一處奇怪的現象:大汶口文化晚期城墻墻體出現明顯的斷裂錯位,錯位處可見寬約4毫米的裂痕,其兩側土層厚度對稱,完全相合。安徽省地震局的專家多次到現場考察并取樣分析,認為可能是一次發生于大汶口文化晚期的強烈地震活動留下的跡象。這次強烈地震與該城的興衰有關聯嗎?

　　陜西西漢帝陵考古調查及發掘

　　“周王陵”竟是戰國墓

　　講述人:焦南峰

　　西漢帝陵考古工作已完成了漢武帝茂陵、“周陵”、漢平帝康陵、漢元帝渭陵的考古調查與勘探。其中“周陵”位于今咸陽市渭城區周陵鎮北,相傳是周代某位諸侯的陵墓。為了徹底搞清楚“周陵”的時代及其與西漢帝陵的關系,我們對其進行了考古調查和勘探。探明了“周陵”的內、外陵園和墓葬形制,并發現了6處建筑遺址、27座外藏坑、161座陪葬墓。根據本次勘探資料來看,所謂“周陵”應為戰國時期的一處秦公陵園。

　　河北曲陽澗磁村定窯遺址

　　御用瓷窯也燒民品

　　講述人:秦大樹

　　在這個遺址出土了一批代表定窯各時期貢御情況的重要遺物。如五代、宋初地層中的“官”字款器物,北宋地層中的帶“尚食局”“喬位”款、裝飾龍紋的器物,其中還有一些仿古代青銅禮器造型的器物和精美的瓷塑;金代地層中的“尚食局”“東宮”款碗盤等,為我們研究定窯貢御瓷器的特征及歷史提供了實物資料。生產這種貢御器物的地點在定窯遺址分布較普遍,但即使在集中出土這些官用器物的地點,也還同時生產胎釉粗劣、制作草率的另一類產品,比例可達1/3左右。由此可推測,在這里似乎是許多窯戶共同承造官用的精致產品,同時也從事普通民用的商品瓷器生產,這與其他窯址發現的貢御體制有一定的差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