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詩經》始,

　　中國文化隆重上路

　　文脈的原始材料,是文字。

　　漢字大約起源于五千多年前。較系統的運用,大約在四千年前。不斷出現的考古成果既證明著這個年份,又質疑著這個年份。

　　漢字產生之后,經由“象形――表意――形聲”這幾個階段,開始用最簡單的方法記載歷史,例如王朝譜牒。應該夏朝就有了,到商代的甲骨文和金文,已相當成熟。但是,甲骨文和金文的文句,還構不成文學意義上的“文脈之始”。文學,必須由“意指”走向“意味”。這與現代西方美學家所說的“有意味的形式”,有點關系。既是“意味”又是“形式”,才能構成完整的審美。這種完整,只有后來的《詩經》,才能充分滿足。

　　《詩經》產生的時間,大概離現在二千六百年到三千年左右。商代的甲骨文和金文雖然在文句上還沒有構成“文脈之始”,但在書法上卻已構成了。如果我們把“文脈”擴大到書法,那么,它就以“形式領先”的方式開始于商代,比《詩經》早,卻又有所交錯。《詩經》中,有祭祀,有抱怨,有牢騷,但最主要、最拿手的,是在世俗生活中抒情。其中抒得最出色的,是愛情。這種愛情那么“無邪”,既大膽又羞怯,既溫柔又敦厚,足以陶冶風尚。

　　在《詩經》的這種平實風格后面,又有著一系列宏大的傳說背景。傳說和神話雖然虛無縹緲,卻可以成為一種歷久不衰的“文化基因”。

　　于是,我們看到了,背靠著一大批神話傳說,刻寫著一行行甲骨文、金文,吟唱著一首首《詩經》,中國文化隆重上路。

　　其實,這也就是以孔子、老子為代表的先秦諸子出場前的精神背景。

　　先秦諸子,文采競輝煌

　　先秦諸子,都是思想家、哲學家、教育家、社會活動家,沒有一個是純粹的文學家。但是,他們要讓自己的思想說服人、感染人,就不能不運用文學手段。

　　在文脈上,老子和孔子誰應領先?孔子的聲音,是恂恂教言,渾厚懇切,有人間炊煙氣,令聽者感動,令讀者縈懷；相比之下,老子的聲音,是鏗鏘斷語,刀切斧劈,又如上天頒下律令,使聽者驚悚,使讀者銘記。

　　孔子開創了中國語錄式的散文體裁,使散文成為一種有可能承載厚重責任、端莊思維的文體。更重要的是,由于他的思想后來成了千年正統,因此他的文風也就成了永久的楷模。他的文風給予中國歷史的,是一種樸實的正氣,這就直接成了中國文脈的一種基調。中國文脈,蜿蜒曲折,支流繁多,但是那種樸實的正氣卻顛撲不滅。因此,孔子于文,功勞赫赫。

　　誰知老子另辟奇境,別創獨例。以極少之語,蘊極深之義,使每個漢字重似千鈞,不容外借。在老子面前,語言已成為無可辯駁的天道,甚至無須任何解釋、過渡、調和、溝通。這讓中國語文,進入了一個幾乎空前絕后的圣哲高臺。

　　孟子是孔子的繼承者,比孔子晚了一百八十年。他的文辭,大氣磅礴,浪卷潮涌,暢然無遮,情感濃烈,具有難以阻擋的感染力。他讓中國語文,擺脫了左顧右盼的過度禮讓,連接成一種馬奔車馳的暢朗通道。文脈到他,氣血健旺,精神抖擻,注入了一種“大丈夫”的生命格調。

　　但是,與他同一時期,一個幾乎與他同年的莊子出現了。莊子從社會底層審察萬物,把什么都看穿了,因此對孟子這樣的浩蕩語氣也投之以懷疑。豈止對孟子,他對人生都很懷疑。他陷入了困惑,又繼之以嘲諷。這就使他從禮義辯論中撤退,回到對生存意義的探尋,成了一個由思想家到文學家的大步躍升。

　　他最杰出之處,是用極富想象力的寓言,講述了一個又一個令人難忘的故事,他就成了那個思想巨人時代的異類、一個充滿哲思的文學家。《逍遙游》、《秋水》、《人間世》……這些篇章,就成了中國哲學史、也是中國文學史的第一流佳作。

　　此后歷史上一切有文學才華的學人,都不會不粘上莊子。沒有人會不喜歡他講的那些寓言故事,沒有人會不喜歡他與南天北海融為一體的自由精神,沒有人會不喜歡他時而巨鳥、時而大魚、時而飛蝶的想象空間。

　　在這個意義上,形象大于思維,文學大于哲學,活潑大于莊嚴。

　　先秦文學冠軍是屈原

　　我把莊子說成是“先秦諸子中的文學冠軍”,但這只是在“諸子”中的比較。如果把范圍擴大,那么,他在那個時代就不能奪冠了。因為在南方,出現了一位比他小三十歲左右的年輕人,那就是屈原。

　　屈原,是整個先秦時期的文學冠軍。

　　不僅如此,作為中國第一個大詩人,他以《離騷》和其他作品,為中國文脈輸入了強健的詩魂。《詩經》是“平原小合唱”,《離騷》則是“懸崖獨吟曲”。

　　這個懸崖獨吟者,出身貴族,但在文化姿態上,比莊子還要“傻”。諸子百家都在大聲地宣講各種問題,連莊子也用寓言在啟迪世人,屈原卻不。他不回答,不宣講,也不啟迪他人,只是提問,沒完沒了地提問,而且似乎永遠無解。

　　從此,中國文脈出現了重大變化。不再合唱,不再聚眾,不再宣講。在主脈的地位,出現了行吟在江風草澤邊那個衣飾奇特的身影,孤傲而天真,凄楚而高貴,離群而憫人。他不太像執掌文脈的人,但他執掌了；他被官場放逐,卻被文學請回；他似乎無處可去,卻終于無處不在。屈原自己沒有想到,大家都習慣于稱他“愛國詩人”,但他明明把“離”國作為他的主題。他曾經為楚抗秦,但正是這個秦國,在他身后統一了中國,成了后世“愛國主義”概念中真正的“國”。他寫的楚辭,艱深而華贍,民眾幾乎都不能讀懂,但他卻具備了最高的普及性,每年端午節出現的全民歡慶,不分秦楚,不分雅俗。

　　到了屈原,文脈已經健壯,在圍繞著他的繁多“政脈”、“世脈”中間,文脈仍然能夠清晰找到,并保持著主干地位。民眾在端午節劃龍舟、吃粽子的游戲,是否肢解了屈原?我回答:沒有。屈原本人就重視民俗巫風中的祭祀儀式,后來,民眾也把他當做了祭祀對象。屈原已經不僅僅是你們書房里的那個屈原。一動一靜,一祭一讀,都是屈原。如此文脈,出入于文字內外,游弋于山河之間,已經很成氣象。

　　中華文明格局由秦奠基

　　屈原不想看到的事情終于發生了,秦國縱橫宇內,終于完成了統一大業。幾乎所有的文學史都在譴責秦始皇為了極權統治而“焚書坑儒”的暴行,嚴重斫傷了中國文化。繁忙煙塵中的秦朝,所留文跡也不多,除了《呂氏春秋》,就是那位游士政治家李斯了。他寫的《諫逐客書》不錯,而我更佩服的是他書寫的那些石刻。字并不多,但一想起就如直面泰山。

　　對秦始皇的譴責是應該的,但我從更宏觀的視角來看,秦始皇有意做了兩件對不起文化的事,卻又無意做了兩件對得起文化的事。 他統一中國,當然不是為了文學,卻為文學灌注了一種天下一統的宏偉氣概。此后中國文學,都或多或少地有所隱含。李白寫道:“秦王掃六合,虎視何雄哉!”可見這種氣概在幾百年后仍把詩人們籠罩。王昌齡寫道:“秦時明月漢時關,萬里長征人未還。”秦人為后人開拓了情懷。

　　秦始皇還統一了文字,使中國文脈可以順暢地流瀉于九州大地。這種順暢,尤其是在極大空間中的順暢,反過來又增添了中國文學對于三山五岳、五湖四海的視野和責任。這就使工具意義和精神意義,產生了相輔相成的互哺關系。我在世界上各個古文明的廢墟間考察時,總會一次次想到秦始皇。因為那些文明的割裂、分散、小化,都與文字語言的不統一有關。秦始皇統一中國和統一文字,為中國文脈提供了不可比擬的空間力量和技術力量。秦代匆匆,無心文事,卻為中華文明的格局進行了重大奠基。

　　《中國文脈》

　　余秋雨 著

　　長江文藝出版社

　　中國文脈,是指中國文學幾千年發展中最高等級的生命潛流和審美潛流。這種潛流,在近處很難發現,只有從遠處看去,才能領略大概,領略一種注定要長久包圍我們生命的文化儀式。本文只選取了秦之前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