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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地因借——中國園林的造園之法
中國園林是一門綜合性的藝術,它是由山水地形、花木建筑、詩文碑刻等構成要素按照一定的美學規律與科學規律而建造成的四維時空。在平面構圖、時空構建以及意境構思上它比繪畫、雕塑、建筑等門藝術要復雜得多。從創作上說,會畫的人未必會造園,雖然兩者親緣相近,但各有所長。李漁《閑情偶記》云:“磊石成山,另是一種學問,別是一番智巧。盡有丘壑填胸、煙云繞筆之韻士,命之畫水題山,頃刻千巖萬壑,及倩磊齋頭片石,其技立窮,似向盲人問道者。故從來疊山名手,俱非能詩善繪之人。”可見,造園技法對園林藝術是多么地重要。古時文字記載的“園論”大都是關于造園技藝或設計法則的論述,即對園林形式美規律的研究。當然這些技法的形成與運用如小中見大、以低襯高的對立統一規律,“道法自然”,因借自然的審美智慧以及強調整體之和諧的美學原則等,實際上體現了傳統審美意識對園林藝術的影響和滲透。 造園必先相地,只有“相地合宜”才能“構園得體”。①計成于《園冶》中將造園用地分為山林地、城市地、村莊地、郊野地、傍宅地、江湖地等六種。 1.山林地:有高有凹,有曲有深,“自成天然之趣,不煩人事之工”,為園地之最勝。造園時只需“入奧疏源,就低鑿水,搜土開其穴麓,培山接以房廊”,因山就水點綴亭臺樓閣,依水流向設置池沼溪澗,“竹里通幽,松寮隱僻”,②山林之勝即可出之。山林地造園如無錫惠山寄暢園、蘇州虎丘等。 2.城市地:自然景色先天不足,如欲造園,當選幽偏之處,“鄰雖近俗,門掩無嘩”,貴在顯處尋幽,鬧中取靜。界墻高筑,以隔內外,粉壁為紙,花木點染,架屋隨基,安亭得景。院廣堪梧,堤灣宜柳,虛閣蔭桐,清池涵月。芍藥宜欄,薔薇宜架。“片山多致、寸石生情”,③倘能于視線開闊之處,建樓臺以供登臨,則遠山近水,寺院塔影皆可盡收眼底。城市地造園在江南園林中隨處可見,如上海的豫園,揚州的個園,南京的瞻園等。 3.村莊地:為古之樂田園者所好。“團團籬落,處處桑麻,鑿水為濠,挑堤種柳;門樓知稼,廊廡連蕓。”④十畝之基,開池者三;七分之地,壘土為四;無論高下,栽竹為宜。“桃李成蹊、樓臺入畫”,圍墻編棘,曲經繞籬,“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當是村莊地造園之典范。 4.郊野地:當選離城不遠,往來方便之處。“平岡曲塢,疊隴喬林,水浚通源,橋橫跨水”已具園之雛型。造園時只須筑墻習池,開荒引流,理頑石,支小橋,“溪灣柳間栽桃”;“屋繞梅余種竹”,⑤既具幽趣,更見深情。山水清音,鳥語花香,為郊野園林之所長。 5.傍宅地:傍宅地造園不僅可以護宅,而且游賞方便。在我國,這種園林形式最為普遍。無論城市、農村,房前屋后種花植樹已成習慣,其造園形式自由、隨意。 6.江湖地:“悠悠煙水、澹澹云山,泛泛魚舟、閑閑鷗鳥”煙水云山,魚舟鷗鳥,天然景觀,盡在眼前。倘于“江干湖畔,深柳疏蘆之際,略成小筑”,⑥即可形成遼闊、壯麗之園林景觀,如杭州西湖的“三潭印月”,浙江嘉興南湖的“煙雨樓”等。 總之,“凡結林園,無分村郭,地偏為勝”,⑦計成的這句話,可謂道出了園林相地之要訣。在古人看來,相地是很重要的,相地在地理位置上決定了一座園林或一個勝地勝景的基本面貌。相地不純是審美的,在古人那里,原初與帶有迷信成份的風水觀念糅合在一起。 所謂“因借”,“‘因’者:隨基勢之高下,體形之端正,礙木刪椏,泉流石注,互相借資;宜亭斯亭,宜榭斯榭,不妨偏徑,頓置婉轉,斯謂‘精而合宜’者也。‘借’者:園雖別內外,得景則無拘遠近,晴巒聳秀,紺宇凌空,極目所至,俗則屏之,嘉則收之,不分町田重,盡為煙景,斯所謂‘巧而得體’者也。”⑧“因借體宜”為歷代造園者所采用,而由計成總結歸納作為造園的首要技法而提出的。 “因借”作為造園技法主要的美學原則,在于造園宜“因地制宜”,即依所在的地理、地形、地貌、地勢設計園林。順應于自然,不違逆自然條件而強作構建。同時,要求園林內部的山石、水域、道路、花木以及建筑各景點之間相互巧借得體,通過一定技法將園外景致“借”入,構成一個和諧而充滿生命意蘊的園景整體。 唐代白居易的廬山草堂,“三間兩柱,二室四牖”,木不加丹,墻不加白,土戚階用石,冪窗用紙,竹簾幃,可謂樸素、簡陋之極。但景致卻豐富無比,“春有‘錦繡谷’花,夏有‘石門澗’云,秋有‘虎溪’月,冬有‘爐峰’雪,陰晴顯晦,昏旦含吐,千變萬狀”(白居易《草堂記》)。得景之法全在一個“借”字。 宋代蘇舜欽移居蘇州所建的滄浪亭僅建亭一座,而其園景三面皆水,臨水架橋,“草樹郁然”、“雜花修竹”,林木虧蔽,也全得利于園址。 明代鄭元勛所建的“影園”,為城南廢圃,園址內無山,“但前后夾水,隔水‘蜀岡’蜿蜒起伏,盡作山勢,環四面柳萬屯,荷千余頃,萑葦生之,水清而多魚、漁棹往來不絕。春夏之交,聽鸝者往焉。以銜隋堤之尾,取道少紆,游人不恒過,得無嘩。升高處望之,‘迷樓’、‘平山’皆在項臂,江南諸山,歷歷青來,地蓋在柳影、水影、山影之間(鄭元勛《影園自記》)。”借景天然,全不費半分資財,而可得揚州城之諸名勝、自然之美景。 借景有遠借、鄰借、仰借、俯借、應時而借等5種形式。“遙望洞庭山水色,白銀盤里一青螺”(劉禹錫《望洞庭》)為遠借。遠借與鄰借是就視距之遠近而分的。遠借需要有登高或臨水的觀賞條件,其景物一般只有一個大體的輪廊,色彩多偏于灰暗。鄰借指借取周圍的景色,一般以矮墻、漏窗、柱廊、門窗等來溝通和傳遞信息。仰借、俯借是就園林所處的位置或觀賞者視線的高低而言的。“夾蒼借天,浮廊可渡”,⑨藍天白云、高樓寺塔、飛鳥花樹,均可成為仰借的景觀。而居高臨下所見的景物均為俯借。“俯視南北兩峰,宛若雙錐朋立。長江帶繞,西湖鏡開;江上帆檣,小若鷗鳧,出沒煙波,真奇觀也”(張岱《西湖夢尋·卷五·五云山》)。又“山石為池,俯于窗下,似得濠濮間想”,⑩二者均為俯借,前者登高俯視故景物變小,所謂“登泰山而小天下”,正是高山俯視之效果。居高臨下,視野寬闊,易生凌云之志。而俯于窗下,臨池觀魚,則人魚相樂,親切宜人,亦覺趣味無窮。 遠近、俯仰之借,并非彼此分離,毫無關系。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滲透,互為映襯,如登樓觀賞:銜遠山,吞長江,浩浩蕩蕩,橫無際涯;朝暉夕陰,氣象萬千。……至若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沙鷗翔集,錦鱗游泳;岸芷汀蘭,郁郁青青。而或長煙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躍金,靜影沉璧;漁歌互答……(范仲淹《岳陽樓記》)上下左右,遠近高低,凡視線所至均為之所借。故園林中常建高樓聳閣以供眺望借景。 “應時而借”,強調景觀和四季變化。園林中的山石、樹木、花草隨季節的變化而呈現出有規律的景象,故造園時常利用這一屬性來形成季相明顯的景觀。計成于《園冶》中于此論述最為詳細。應時而借常以季相明顯的植物來作“引子”,如春蘭秋桂,夏荷冬梅等,目的在于使園林富有時間感和生命的魅力。 相地因借的原則貫穿于造園的全過程。建筑立基、山池定位、游路選線、花木栽植,全憑相地得宜,因借之巧。“高方欲就亭臺,低凹可開池沼”,“絕澗安其梁,飛巖假其棧”;是就建筑、池沼、橋梁而論的;“新筑易乎開基,只可栽楊移竹;舊園妙于翻造,自然古木繁花”,“多年樹木,礙筑檐垣;讓一步可以立根,斫樹椏不妨封頂”,“院廣堪梧,堤彎宜柳”,“芍藥宜欄,薔薇未架”,是敘蒔花種樹之要訣。總之,“因”是指因地制宜,隨地勢之高下,“宜亭斯亭,宜榭斯榭”,就基址之大小,“如方如園,似偏似曲”;一切全順其自然。“借”則是不分內外、遠近,“極目所至,俗則屏之,嘉則收之”,一切景物皆為我所用。天時地利,自然人工,只有搭配和諧,考慮周全,方能構園得體。故計成于《園冶》中反復地論述借景,“構園無格,借景有因”,“夫借景,林園之最要者也”。可見,借景是多么地重要。 相地因借是人們在生產生活中總結出來的生活智慧。“因”主要是人對自然的順應與改造,其中包含著自然對人的限制和人對自然的順從,在此基礎上充分發揮人的主體審美能力。而“借”則是一種人主動控制自然、調動自然的審美活動。借助自然就會事半功倍,白居易的草堂、蘇舜欽的滄浪亭從造園實踐上驗證了這一點。 另外,至遲在明代,“借”已轉化為一個具有審美意義的概念。“借”并非失去自我,恰恰是借助相關因素來達到美的創造。羅貫中寫《三國演義》,以天、地、人三者的和諧來論國家大事,其中借的思想極為明顯。毛宗崗評《三國演義》用“借”來贊孔明之智慧,“孔明用計之妙,善于用借。破北軍者,即借江東之兵;而助江東者,即借北軍之箭。是借于東又借于北也。取箭者,既借魯肅之舟;而疑操者,復借一江之霧,是借于人又借于天也。兵可借,箭可借,于是乎東風亦可借,荊州亦無不可借矣。”因此,“借”成了智慧的一種表現,天地萬物為我所借,為我所用,正是在借的成功中,人的主體精神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和提升,無論是造園者還是觀賞者,善于借景,均易進入一種自信、愉悅的審美境界,因為人的本質力量在對象中得到了體現。 借景還是一種體現“畫意”的景觀構思技巧。門窗本為出入通行、通風透氣之用,在園林中卻成為展現園景的“畫框”。山水花木的四季變化,本是自然的規律,在園林中卻被組合成特有的“天然圖畫”。遠山塔影、飛鳥流云,本無知覺,自在無為,卻被納入人們的生活環境之中。對自然美的熱愛,對無限時空的向往,正是人們運用借景手法造園的心理原因。“自然美暗示生活”,生活是美的源泉,借景將美與生活緊緊地紐結在一起,借景之法,極大地開拓和豐富了園林美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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