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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初，在北京市的一次節約用水會議上，南水北調推遲5年通水的消息“不小心”被北京市水務局局長程靜透露給了公眾。事實上，在去年底召開的國務院南水北調第三次建委會上，就已經做出決定南水北調工程全面推遲，原本設計建設工期只有6年的東線和西線，一推便成了11年，而原計劃于2010年開工的西線工程，目前依然對設計方案合理性爭論不休，沒有任何按時開工的可能。

　　不管是何種原因，這些消息都意味著，這個在行政力量主導下對水力自然資源進行再分配的舉世工程陷入了前所未有的麻煩，面對日益嚴峻的水資源短缺問題，中國必須告別龐大工程依賴癥，發展新思路來解決城市的水資源使用和保護問題。

　　資金困境

　　幾乎所有記者都在追問，投資數千億、論證數十年的調水工程為什么會被推遲？但迄今為止，國務院南水北調辦公室僅僅是通過新華社以不透露姓名的方式做了解釋。

　　主要有三個原因：一是部分工程項目需要根據經濟社會發展及工程建設實際，對地方及各方面專家提出的方案進一步深入論證和優化，以保證工程質量、控制工程成本。這一說法意味著，將有一大批工程會被削減，南水北調將面臨“瘦身”，除了調水必備的工程之外，大多輔助性工程將會面臨被砍掉的可能，或者由地方政府自籌資金來解決。

　　二是由于國家政策調整、物價上漲以及南水北調投資結構變化，工程整體投資有較大增加，需要中央研究決策。南水北調辦公室負責人稱，投資問題已經由國務院南水北調建委會解決，但具體是如何解決則不得而知，至少地方政府增加投資的可能性極小，解決的途徑無非是由中央增加投資，在中央政府4萬億的投資熱潮中，這樣的措施并不難實現。

　　三是在新形勢下工程征地和移民搬遷補償標準大幅提高，庫區移民規劃有待進一步完善。同時，做好征地拆遷等工作，需要更加細致的思想工作和切實可行的措施保證。一直以來，國家工程的補償標準遠遠低于商業開發類的拆遷補償，2008年記者在河北石家莊郊區采訪時，比鄰的兩塊地，被開發商征去開發住宅和被國家征去建設南水北調干渠，兩者的補償標準相差了將近5倍，村民們一直為此上訪。

　　三大原因歸根到底，是資金出了問題。物價上漲、輔助性工程過多、移民搬遷補償標準大幅提高這些因素綜合起來，已經讓南水北調的總投資至少翻了一番。開工之初，南水北調工程在籌資方式上就不同于以往國家大型工程主要由中央出資的模式，而是由中央和地方共同籌資，原則上中央出資20%，剩余80%由受益省市出資。

　　地方出資主要是受益省市承擔，但對于北京、天津、河北、山東等主要受益省市來說，迅速翻番的投資額度早已超過了承受范圍。北京市有關部門在面對媒體時，一直強調是其他省市工程出了問題，北京的水渠已經修好了，但事實上，在原有的資金籌措方案中，北京需要承擔的資金遠不止修好北京市內的水渠，北京還需要承擔給水區生態補償、移民經費等等資金中的一大部分，主要是通過未來水價來調節，償還銀行貸款來實現。

　　“不缺水”的天津

　　資金的問題雖然緊迫，但中央政府顯然不會因為缺錢而讓這個舉世工程變成“爛尾工程”，而且，雖說投資龐大，但中央政府也有足夠的財政實力來為此埋單。在新一輪的規劃修訂、工程瘦身之后，2014年按時通水應該不成問題。真正嚴重的問題是，到了那個時候，北京、天津這些工程的頭號目標城市還需要千辛萬苦調來的長江水嗎？

　　以東線為例，主要解決的問題有兩部分，一是膠州半島的青島、煙臺、威海等城市的用水，這些山東工業最為發達的沿海城市群卻是嚴重缺水城市。另外則是天津的缺水。天津濱海新區建設是30年來繼廣東深圳、上海浦東新區之后，中央政府著力建設的中國第三極，濱海新區需要上馬大量的工業項目，水資源一直都是最大的障礙。

　　所以，天津缺水是除了北京用水之外，南水北調得以通過決策的一大理由。在南水北調的總體規劃中，中線的頭等目標是供北京用水，東線則保障天津。但事實上，早在南水北調開工之初，天津就對此存在強烈反對意見。“早在工程之初，河北和天津就拒絕用東線之水，他們不大相信山東能把水治好。”曾經主持制訂《南水北調東線工程治污規劃》總報告的負責人夏青教授告訴記者。

　　2001年10月30日，時任水利部部長汪恕誠在中國水利學會成立70周年紀念大會上的講話也清楚地印證了這個過程。他在一篇《水環境承載能力》的發言報告中提到：天津市最近用文件的形式正式提出不用東線水，因為對南水北調東線的水質不放心，對水污染能否治理好不放心。后來張基堯副部長到天津與他們交換意見，我又打電話給天津市領導。這次我從國外一回來，又打聽他們的回話，仍然是這個意見，對東線水污染不放心，所以不要東線水。這就使東線的整個方案出現一個重大的變化。如果認為東線的水質問題不能解決，這就徹底否定了東線的理論基礎。

　　但不管怎樣，南水北調東線和中線工程還是按照既定規劃先后開工。于此同時，天津市也早在工程開工之初的2001年前后，就確定了海水淡化為城市供水的重要補充，這個總體思路從來都沒有動搖過。只是在當時，海水淡化的技術并不成熟，不僅成本高昂，而且沒有核心技術和自主知識產權，以及上規模的生產都還成問題。

　　而中國的海水淡化技術也正是在進入21世紀，也就是南水北調開工之日起，開始了長足的發展，從2002年到2007年，這幾年間，總量幾乎是以每年翻一番的速度在增長，技術的進步更可稱得上是一日千里。

　　到今天，東線工程的兩大目的城市群的用水問題，幾乎都找到了替代手段，那就是日益成熟的海水淡化技術。青島、煙臺等地的海水淡化項目一個接一個上馬。而天津經過近5年來的發展，已經是中國海水淡化第一城，其目標是到2010年，天津建成中國海水淡化關鍵技術的研究開發中心、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配套裝備加工基地、海水淡化示范城市。

　　海水淡化的威脅

　　在南水北調的規劃中，工程建成后，東線每年將向天津供水5億立方米，這已被天津拒絕，中線則多年平均向天津供水8.63億立方米，而目前海水淡化年生產能力已經接近1.5億噸，年海水直接利用量達40億立方米以上，更重要的是，成熟的技術和誘人的市場前景，讓在建的海水淡化項目如雨后春筍般冒出。

　　目前，海水淡化的成本已經從南水北調論證之時的每噸20元降低到不足5元。而根據水利部核算的成本，南水北調通水后，調到北京、天津的長江水成本將高達18元。

　　就在南水北調陷入困境的同時，全亞洲最大的海水淡化廠——天津新泉海水淡化有限公司，在天津大港區拔地而起，一期建設海水處理能力為日產10萬噸，最終形成日處理15萬噸的能力，到下個月就將全部建成。

　　南水北調延期5年的消息傳出后，各大海水淡化企業紛紛瞄準了北京的用水問題。事實上，中海油公司一直都在計劃籌建日產140萬立方米的海水淡化工廠，目前正在做向北京市政供水的可行性調研報告。曹妃甸也向媒體公布，初步準備上馬4億噸左右的海水淡化工程，向北京供應淡水，而一貫以極度缺水面貌出現的天津同樣有計劃向北京輸送海水淡化水，以此拉動海水淡化產業鏈。按照天津市海洋高新技術產業發展規劃，到2020年天津市海水淡化生產能力還將擴大，屆時除了滿足天津市需求能力之外，富余產能可供應北京。

　　2005年，國家發改委、財政部、國家海洋局等三部委發布的《海水利用專項規劃》對于南水北調工程更可算得上一個不小的打擊。該規劃除了給出了明確的海水淡化增長幅度外，還特別指出，對極度缺水、急需解決水危機的近海特大城市如北京等，除加強節水和建設必要的調水工程外，可以開展前期工作，適時論證利用海水的可能性和可行性，特別是大型海水淡化工程建設的可行性方案。

　　海水淡化并不能算是一個完美解決淡水短缺的方案，最大的問題是淡化后的濃縮鹽水如何排放。渤海地區未來的海水淡化的產能，每年會將幾十億噸的海水抽上來，將對生態平衡構成極大影響。渤海地區海水鹽度超過一定比例時，物種消失、海洋生態惡化等等后果都會出現。但是，像當年的調水工程一樣，海水淡化如今成了各個缺水城市政府的救命稻草，日益成熟的技術和各地政府高漲的熱情成了南水北調必要性的最大威脅。

　　工程模式的終結

　　對于南水北調而言，一時的缺錢和工期延誤并不是多么糟糕的消息，當它的必要性遭到質疑時，才是最可怕的。在中國，全球氣候變暖等等氣象和環境問題引起的最大現實反應歸根到底都是水資源的問題。在全國600多個城市中，超過60%的城市有缺水問題，其中110個城市出現嚴重缺水困境，此外，超過90%的城市，飽受水源污染的困擾，至于農村地區的水源污染問題甚至更加嚴重。現階段，有超過5億的農民，仍然無法獲得安全衛生的飲水供應。

　　在這樣的現實面前，通過拆東墻補西墻思路的工程調水，究竟能起到什么樣的作用，是否能夠像南水北調設計之初所設想的從根本上解決中國長江、黃河兩大水資源調配和環境問題，如今都產生了疑問。

　　在諸多描述中，南水北調的決策源頭都被視為是毛澤東當年的一句話，“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可以借一點過來。”但1978年之后，毛澤東時代的諸多決策已經不再實施，對于三峽工程等一些特大工程的綜合效益，人們仍將以審慎的態度持續考量，而不輕下斷語。以南水北調為代表的諸多調水工程能夠通過決策，成為現實，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過去的30年隨著制造業的發展、工程技術的進步以及國家財富的急速增長，讓這些前人夢想中的浩大工程迅速具備了變成現實的條件。

　　為了解決水、油等發展資源不足的問題，一個個動輒數百上千億的大型工程，被專家們提出來，付諸實施，可以說，過往的30年是中國工程立國的30年。在水的問題上，除了南水北調這一世界最大調水工程外，更多規模較小的人工運河已經修建或正處于構思之中，山東西水東調、引松(松花江)入長(長春)、引英(位于遼東半島北部的英那河)入連(大連)、引黃(黃河)入晉等一系列長距離調水工程，使中國成為世界上跨流域調水最頻繁的國家。

　　事實上，與各種運用化工理論的技術手段相比，規模適度的調水工程不僅僅能解決飲用水問題，更是生態環境好轉的潤滑劑，對于農業生產、生態恢復都不失為一項經濟的選擇。

　　但今天，南水北調遭遇的困境像一個分水嶺，自此，工程解決的模式將不可避免地陷入低谷，大大小小的調水工程再次面臨決策時，決策者不會不考慮南水北調所遭遇的諸多困境。中國社會這30年的發展，區域競爭的模式提供了巨大的動力和活力，涉及利益主體過多的資源調配工程或將因協調成本過高而日趨困難。

　　與此同時，如今中國的制造業、工業技術、市場環境都在飛速進步，已經具備了用成型技術來解決資源不足問題的條件。以水處理問題為例，與1990年代南水北調緊鑼密鼓論證期相比，今天，解決水資源短缺問題，有了多種可對比的選擇方案，決策環境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日益開放的中國社會完全可以在全球范圍內尋找最為經濟的解決方案。

　　如今，在中國水處理市場，德國的西門子公司、新加坡的凱發集團等諸多跨國企業又已經占據了制高點。“中國的水處理市場是一個百年生意。”西門子(中國)工業解決方案集團水處理技術部銷售技術總監靳志軍說，目前中國的水處理事業只不過剛剛解決了一點淺層次問題，比如節能減排達到目標也不過意味著水污染物種的COD排放得到控制，距離污水水質安全化還差得很遠，而水資源短缺的嚴重矛盾必然引導中國進一步深化污水水質凈化這一過程，從控制和消減COD排放向全面控制水質方向發展。

　　和西門子公司一樣，大部分該領域的跨國企業，都在致力于提供廣泛而尖端的解決方案組合。其中不僅僅包括海水淡化，更有水的運輸和配給解決方案；用于社區飲用水加工和污水處理的機械、化學及生物產品和系統；污水處理系統和控制；工業工藝水和污水的處理、再利用和回收；高純水生產工藝等等一系列以節約、保護和重新利用水資源為目的，針對工業企業和社區公共設施的特定需求而定制的解決方案。

　　在這些領域，不論是科研水平，還是企業實力，中國都還存在著巨大差距，相對于龐大的調水工程而言，這是一項難度更大的工程，在這項工程上取得怎樣的成就，將預示著我們的水問題會有何種程度上的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