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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刊獨家專訪“中華文化標志城”戰略規劃設計首席專家—— 

　　全國政協會上，山東將在濟寧打造“中華文化標志城”的消息一經披露，引起廣泛關注。 

　　為什么這個項目叫中華文化標志城？葛劍雄的“文化副都”概念是如何出爐的？打算如何建設？建設規模有多大？ 

　　３月１４日晚，該項目復旦大學課題組首席專家葛劍雄在北京銀科大廈１７層接受了《齊魯周刊》記者獨家專訪，闡述了他對該項目的參與和理解。 

　　作為一名歷史地理學家，葛劍雄的足跡早已涉及全球包括南極在內的七大洲。作為一名學識龐雜的人文學者，他樂意在媒體報端著文發言，對時事積極發表尖銳的觀點。 

　　從網上貼著的他那些身著鮮艷的沖鋒衣，身前身后冰山企鵝的照片來看，他實在很像一位精力充沛、野外經驗豐富的“驢友”。此次記者見到他本人，卻是一位輕微駝背的好脾氣小老頭。 

　　關于中國文化標志城，葛劍雄對近期輿論對他的非議很不屑，“沒理解我的原意就亂發言的人太多啦！” 

　　構思：“文化副都”為北京減壓 

　　中華文化標志城的出發點是通過一種物化的手段喚醒國人對民族精神的重視和保護。 

　　齊魯周刊：您第一次了解到中華文化標志城項目是什么時間？ 

　　葛劍雄：學校領導要我參加學校規劃設計院的一個項目，這個項目是山東省濟寧市委托復旦大學給“中華文化標志城”作一個戰略規劃，也就是提供一個總體的思路。 

　　當時是２００６年五六月份，氣溫比較高了。我們在考察了九龍山等地離開濟寧的時候，天正下著大雨。 

　　齊魯周刊：您的“文化副都”概念提出的背景是什么？ 

　　葛劍雄：關于文化副都，南非就有行政首都和立法首都，不在一起的例子也是有的。還有一個背景，前陣很多人都說北京的遷都，我認為遷都是不現實的，但是可以分散它的文化等功能。 

　　比如全國運動會并不都在北京舉行的，最早在北京舉行的，現在濟南也建好了場館，這也不是不可以的，那么文化為什么不可以呢？副都的概念就是從這個角度來提出來。 

　　濟寧市（轄曲阜、鄒城）在傳統文化資源方面有很大的優勢，正因為如此，我提出了“文化副都”的概念，即根據承擔的功能，建一座新城，使它承擔一部分首都的文化功能。將原來應該建在首都的文化設施建在新城，將原來應該在首都舉辦的典禮、儀式、活動、展示移到那里去舉辦。這樣做的好處是，減輕首都已經很繁重的壓力，緩解首都的過分擁擠狀況。 

　　齊魯周刊：早在１９８８年，諾貝爾獎獲得者集會巴黎時曾這樣評價：人類要在２１世紀生存下去，必須要到２５００年前的孔夫子那里去尋找智慧。您如何看待孔子文化？ 

　　葛劍雄：孔子由人類繁衍本身總結出來的倫理、綱常，是對社會、家庭等關系的解構，孔孟之道對我們的族群最大的貢獻價值就在于，有利于形成人與人之間有序的和諧關系。從漢代開始，儒家學說成為民眾一直恪守的倫常關系及生存哲學，已經融入了中國人的骨子里。 

　　世界上建立了二百所孔子學院，文化城建成后，可以將總部從北京遷到那里，可以依托現有的孔子研究院擴建，組織對院長及學員的培訓，實踐儒家傳統文化，進行文明對話，頒發聯合國孔子獎（由山東出資設立），舉辦全國教師節的活動，為優秀教師頒獎。 

　　中華文化標志城的出發點是通過一種物化的手段喚醒國人對民族精神的重視和保護。 

　　規劃： 

　　文化標志城的靈魂最重要 

　　如果將國家紀念堂建在“中華文化標志城”，今后像清明紀念、抗戰勝利紀念、歷史偉人周年紀念等就可能在那里舉行，平時可供民眾瞻仰。 

　　齊魯周刊：復旦大學把濟寧的項目交給您，您和設計團隊為這個項目做了哪些工作？ 

　　葛劍雄：我們到濟寧當地做了實地調查，聽取了當地領導的各方面的介紹，還得到了很多當地基本的總體規劃等各種資料。可以說，我所負責的規劃來自于對當地地域文化的詳細了解。 

　　整個方案并不是我一個人做的，只是我提的東西比較多一點。團隊里面有研究歷史學，有研究文化的，包括國外文化比較研究的，有研究哲學的，也有研究環境、生態保護、經濟、旅游的，建筑規劃的也有。 

　　方案做好了以后，我們溝通比較密切。我們在這兩年開過論證會，在上海也開過幾次，最后一次是山東召集一個有４０多位包括文學、哲學、歷史、考古、文史、建筑等方面的專家開會，我們和人民大學都去了。當時，我們花一個小時進行最后答辯。最后得到了濟寧方面的認可。 

　　齊魯周刊：按您最初的設想，中華文化標志城建成后的規模有多大？ 

　　葛劍雄：我規劃的核心區就是建一座中華偉人堂暨國家紀念堂。 

　　眾所周知，北京現在只有一座毛主席紀念堂和人民英雄紀念碑，前者是專用的，后者只紀念１８４０年以后的人民英雄，所以，應該有一座國家級的紀念堂，紀念各民族的祖先、杰出人物，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豐富我們國家的禮儀。建國快６０年了，但我們缺少一個國家紀念堂， 

　　其實，法國巴黎就有先賢祠，不少國家都有法定的國家紀念堂，宗教國家都有國家教堂。如果將國家紀念堂建在“標志城”，今后像清明紀念、抗戰勝利紀念、歷史偉人周年紀念等就可能在那里舉行，平時可供民眾瞻仰。 

　　同時，文化城還要建設一個歷史展示館，一個文物展示館和廣場，都集中在１平方公里的核心區。然后就是中心區，包括世界文化展示，遺產展示，那是在１０平方公里的范圍。 

　　最后再說外圍，比如５６個民族，每一個民族有一塊地方來展示，全國所有省市都有地方來展示，海外華人愿意來的也可以來建，這一塊控制在１００平方公里范圍之內。 

　　齊魯周刊：這個文化城建成之后具體是個什么樣子，能否描述一下？ 

　　葛劍雄：現在只能說是大致的文化城項目的布局創意。它除了連接曲阜、鄒城的九龍山精神軸的三大建筑群外，還有分別位于曲阜及鄒城的孔廟到孟廟之間的南北軸線上，布局著各類文化組織單位如孔子學院、儒商會館，世界華人會館，亞洲文化聯盟總部的設計規劃。 

　　在從曲阜師范大學至九龍濕地湖附近，擬建造各種大學，學院，文化產業研發中心。 

　　由此形成一個國學學術范圍比較濃的文化區域，由此向全中國、全世界傳播中華文化。相比博物院、紀念碑以及文物古跡，具有文化傳播功能的各種學院和大學，才是文化標志城的靈魂所在。 

　　另外，你還可以到濟寧去看我的詳細規劃。 

　　往昔： 

　　一個歷史地理學家的足音 

　　碩士期間，我已經轉了一大圈了，到了內蒙。博士期間考察的地方更遠一點，到新疆去了。 

　　齊魯周刊：您青少年時期對歷史地理是不是有過特殊偏好？ 

　　葛劍雄：念初中的時候興趣很廣泛，什么都學。家里窮，父母不會輔導，也沒有錢買書，所以拿到什么看什么，看到什么有趣就喜歡什么。有段時間對古典詩詞感興趣，還去參加過數學競賽。 

　　初三的時候有個老師開了個班，搞無線電收發報，我也一直學。一度對航模感興趣，就做航模。我記得當時體育課通不過，怎么辦呢？老師說你航模水平相當于等級運動員，那么就算體育通過了。 

　　到了高中我慢慢明白了，經濟條件有限，不可能去做費錢的事。什么不費錢呢？就是寫寫東西，看看書。自從參加過那次數學競賽，我也明白了，自己在數學上大概沒有什么天分，所以高中時候把興趣轉到了人文方面來了。 

　　齊魯周刊：據了解，實際上您在博士畢業之前就已經開始走萬里路了？ 

　　葛劍雄：當時我最想到北京去念書，這一輩子總是覺得北大是最好的學校。但是１９７８年報考研究生時我已經結婚了，覺得成家以后馬上離開總不太好，就選擇了上海。 

　　當時“文革”結束不久，我覺得搞哲學、文學太煩，后來一看復旦大學有個歷史地理專業，當時不曉得歷史地理是怎么回事，以為又是地理又是歷史，這兩門我都喜歡的。 

　　這個專業有其特殊性，歷史地理嘛，所以要多走。碩士期間，我已經轉了一大圈了，到了內蒙，博士期間考察的地方更遠一點，到新疆去了。 

　　齊魯周刊：作為走遍世界各地的歷史地理學家，您對山東人是個什么印象？ 

　　葛劍雄：我是研究歷史地理的，從歷史上看，正是當年歷盡千辛萬苦，百折不撓勇闖關東的山東移民和他們勤勞勇敢的子孫，開發捍衛白山黑山，保全了祖國的東北邊疆，祖國和人民將永遠銘記他們的偉大貢獻。 

　　關于葛劍雄 

　　葛劍雄， 祖籍浙江紹興，１９４５年出生于浙江湖州。全國政協常委，歷史學博士，現任復旦大學圖書館館長，中國歷史地理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