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待了九年的鄭明明，每隔一段時間就要去公園走走。

　　“我去公園是為了和自然接觸。”她說，自己出生在西北一座宜居小城，從小習慣了隨時與自然接觸的感覺。

　　城市中的一座座公園，正如大自然散布在鋼筋水泥間的零光片羽，滋養著沒能外出度假的“打工人”。

　　在曼哈頓摩天大樓建筑群中間，有一座著名的公園——紐約中央公園。因在密集的商業區中提供了一份自然與人文的關懷，這座公園極受歡迎，也成為展現紐約城市風采的一個典型符號，聞名全球。

　　近些年，受此影響，中央公園的概念在國內十分火熱，尤其在新城新區，大體量的大公園、大綠地成為標配，扮演區域內的休閑中心。與之同時，在城市更新下，一些大城市也注重社區公園、口袋公園等“小公園”的布局。

　　過去40年來的快速城鎮化之下，許多中國人從鄉村進入城市，仍帶著一份對自然的留戀。2018年公園城市概念的提出，粘合了鄉野與城市的邊界，將城市人居環境的重要性推高了一個層次。自此，各大城市掀起建設公園的熱潮。

　　例如，《關于推進上海市公園城市建設的指導意見》提出，到2025年，上海將建成公園城市，上海的公園總數將增加到1000座以上。合肥市“十四五”林業和園林發展規劃明確，到2025年，合肥的城市公園要達到500個。南京和杭州都提出，實現城市“300米見綠、500米見園”。成都更將公園城市建設作為全市的重大戰略。

　　當新一波城市公園建設浪潮來臨時，我們也需要考慮，人們需要什么樣的公園？

　　口袋公園：人情味的回歸

　　上海是國內在空間治理上走在最前列的城市。今年，上海將有超過120座新公園揭開面紗，其中一半為口袋公園。

　　口袋公園正在成為一種潮流，它是街區中“見縫插綠”的小公園，主要服務于社區居民。當下，是否有十五分鐘可達的公園，成為衡量城市宜居程度的新標準，這主要通過大量口袋公園的建造來實現。

　　上海永嘉路309號的口袋廣場，是上海著名的開敞空間案例，是一個形式特別的口袋公園。這里三面建筑合圍，另一面面向街道，有低矮的灌木叢把人行道和小廣場隔開，可以看見來往的行人，但不受叨擾，鬧中取靜。人們可以背靠竹叢、在連廊下休憩，也可以坐在廣場最里側的樹下，仰看云的游走。

　　六十來歲的陳叔，每天走到口袋廣場上的咖啡館，隨著一杯意式濃縮咖啡下喉，一天的生活開啟了，接著他還要在口袋廣場待上三四個小時。

　　在不遠處居住的小柯也把廣場上的咖啡館當作了“客廳”，炎熱的高溫天也沒能阻擋她的腳步，幾乎每天她都會去待一會兒，這也讓小柯對周邊的寵物犬了如指掌。“荷馬這至少胖了15%吧！”一只惡霸犬進來，小柯對這只狗的體重變化給出了精確的數字。

　　咖啡館是口袋廣場的配套設施，咖啡館店主小琪也在代街道管理廣場。小琪說，這里的客人大多是附近居民，久而久之相互熟悉，產生一種社區里的信任感。因狗“結友”的居民相互交換寵物糧的購買渠道，租房時也會相互幫助，甚至還有一兩位媽媽曾拜托過小琪把放學的小孩先接到咖啡館里。

　　多年來，很多人討論過社區的陌生化問題，隨著街道原住居民的流動，以前那種街坊院落之間的“熟人社會”不復存在，人和人之間的關系更加疏遠。在這個口袋廣場上，陌生的居民之間再次得到了連接。

　　“對于微型公園而言，設計不是主角，城市以及城市里那些真正值得沉淀下來的東西，人的情感、記憶、故事，才是主角。”同濟大學景觀學系副主任金云峰教授曾表示，當下，市民對公園、綠地的期許發生了很大變化。

　　中央公園：不能進入的草坪

　　除了口袋公園，在更多城市，大型的中央公園更受重視，正如紐約中央公園為紐約帶來的名片效應一樣，許多城市期望自己有一個作為全市休閑中心的大公園、大綠地。

　　在上海，徐匯濱江綠地是上海最受歡迎的公共空間之一。雖然不是名義上“上海中央公園”，卻是實質的上海浦西區域市民客廳，活力是它最珍貴的特質。

　　“我感覺那里每個人都很快樂。”談到喜歡徐匯濱江的理由，鄭明明說道。這里位于黃浦江西岸，每逢天晴，藍天映襯著兩座巨大的橙色塔吊，不遠處，盧浦大橋以一道優雅的白色拱弧橫臥江上，江風拂面，水鳥翻飛，汽笛悠揚。

　　旁邊有多熱鬧？步行道上散步的、跑步的、遛狗的錯雜交織。另一側有服務兒童的攀巖區、輪滑區，也有為寵物特別劃出的綠地——寵物犬奔跑嬉逐的天堂，還有文藝青年最喜歡的藝術館和咖啡廳。更多的人攜家帶口、呼朋喚友來到這里，在草坪上扎帳蓬、鋪餐布。

　　滬漂五年的李樂還記得，第一次過來時，遇見在二層連廊上跳踢踏舞的舞者，那種熱情讓他心里也第一次萌生出“上海市民挺幸福”的感嘆。

　　較高的開放度、功能和場景的豐富性，使徐匯濱江成為了人氣極旺的城市休閑空間。徐匯濱江的特點恰好是許多城市的大公園、大綠地所不具備的，是其中的特例。

　　許多城市中常見的大型中央公園、綠地，往往有著廣闊人工湖、起伏的草坡、修剪整齊的灌木、曲折的花徑……一眼望去，很綠、很闊氣。但人在其中，除了散步跑步，可以做的事情并不多。

　　一些喬木種植在遠離人行道的地方，市民很難享受到林下空間。遇到炎熱天氣，體驗感便大幅下降。有的情況更為極端，可能在這些中央公園、大型綠地內部及周邊數百米的范圍沒有可休憩的空間或消費場所。

　　這種建設模式的精華在于開敞綠地，比如紐約中央公園、上海徐匯濱江的一些草坪可以進去躺下、野餐、玩飛盤。但大部分城市對于綠地管理政策有所不同，不少公園的草坪不允許進入，這使得公園的實用性很有限。

　　管還是不管？

　　在《上海市城市總體規劃(2017-2035)》前言中的一句話很有意思，“我們希望，未來的上海，跑步的人可以有地方跑，在家附近就有一片綠肺，跑累了坐在草地”。

　　能讓市民坐進草坪并不容易。維護草坪的財政壓力是一方面，清華大學建筑學院副教授周榕說，那些美國大學里的草坪隨便踩、隨便躺，其實幾乎每天都有人去修補草坪，在坑洼的地方抹上一種綠色的泥、里面還有草籽，使地面看起來美觀，草也能慢慢長出來。當下，北京、上海等城市的一些地方允許市民進入草坪玩樂，這背后意味著大量的財政投入。

　　另一方面，也有觀念的原因，比如東方人和西方人對環境消費習慣的不同，對公共空間理解的不同。“我們會認為很多公共物品歸政府管理。”鄉伴文旅集團綠樂園CEO薛松說。

　　把公園管起來，也是職能部門習慣的理念。管不管，怎么管，這個問題貫穿在所有規模的公園中。

　　在上述“口袋廣場”的門口，有一個耐人尋味的細節。這里被要求每天傍晚關閉，但作為圍欄使用的小鐵門和灌木叢都十分低矮，翻越灌木叢毫不費力。而那排灌木中間確實也有一道光禿的口子，“這兒至少重新種過4次。”小琪指著說。街道和小琪都曾疑惑，既然要關閉，為什么不把圍欄做高？設計師給出的答案是：不希望灌木遮擋路人的視線，而是讓行人路過就能發現小廣場。

　　為便于運營和管理，各地城市中確實有大量公園、綠地是被圍住的，但許多景觀和建筑規劃的業內人士都在呼吁更為開放的公共空間。口袋廣場上，鐵柵門、低矮的灌木叢以及那個光禿禿的洞，折射出多方對“管”的矛盾。

　　公園承載的觀念與價值

　　在大城市，老公園和新公園形態截然不同。

　　上世紀八九年代，曾大量修建一批市民公園(多取名為人民公園)，中國傳統的園林造景手法對它們影響不小，例如拱橋、亭臺，曲徑通幽、一池三山以及大量可供休憩的林下空間，這些與現在“中央公園”注重的開敞、大氣的風格有所不同。

　　整體而言，因為地處區域核心、景觀尺度宜人，許多城市的老公園依舊深受市民喜愛，“相親角”也往往形成在這些老公園中。

　　在上世紀90年代末，一些海歸學者帶回來“大景觀”的理念。周榕提到，與傳統園林景觀相比，這形成兩個不同思想體系的交鋒，這一派更講究大尺度的景觀，比如大草坪、大山水、大廣場。這種風格有貢獻，也有問題，例如景觀和功能比較單調，但設計思路很好學，建設起來也能很快出“效果”。

　　“建設大體量的公園或者綠地，有一個很大的好處，城市所謂的可識別性特別強。”薛松說，早些年，城市確實喜歡把公園做大、把整個格局做大，提出諸如某某區域最大公園等概念。

　　薛松在景觀園林公司從業的數年有一個很深的感受，城市很看重綠化率這個生態指標。對于“中央公園”模式，薛松認為，它們更應該被稱為綠地，因為主要是對城市綠量、城市形象的一種展示。

　　隨著國家對生態環境、人居環境的越發重視，公園城市的理念被多座城市頻頻強調，推進公園建設的力度很大，也時常出現在官方宣傳中。

　　“當公園被當做一種政績，也會體現出政績角度的價值觀。”周榕提到，比如關注點在于綠化率等數據表現好不好，或者看起來是否美輪美奐(以提升城市形象)等。

　　實際上，在許多城市的總規或相關政策中，人均綠地率指標時常出現。宏觀層面的數據統計是重要的，值得注意的是，計算出的綠地不等同于可以真正使用的面積。

　　周榕表示，從2019年的數據看，北京人均綠地率達到16.4平方米，這不是一個小數字。但恐怕大多北京市民對此都沒有“感覺”。在他看來，真正好的公園，不是一個裝備探測出的數據，而是與人們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公共空間，讓人特別能感到放松、跟自然親近的地方。比如，能不能坐到樹下去讀書、能不能讓小孩去草地里打滾……

　　快速建設浪潮下“千園一面”

　　三年前，公園城市的概念首次提出時，各界進行了大量的討論，也試圖去強調其中的“公共性”，而并非綠化率指標。在一次討論公園城市的大會上，同濟大學副校長、成都市公園城市規劃建設首席顧問吳志強就提出公園城市不僅是“表皮的綠”。

　　如果希望公園被市民更好地用起來，在“表皮的綠”之上需要進行空間設計。但問題是，設計并不完全掌握在景觀設計師、建筑師、規劃師手上。

　　在薛松的從業經歷中，這更多要看城市領導的想法，畢竟公園是市政投資的項目、也受領導意志的影響。“我們要在做好設計和說服領導之間做折中，到最后施工方臨時調整設計方案也不鮮見。”薛松說，他印象中有兩次很順利的設計工作。

　　一次是上海世博會園區，這個項目預算十分充足，并且相關領導敢創新，樂意接受一些新設計、新想法。另一次則是為上海嘉定區的一處空間服務，也是因為當時的領導出身同濟大學建筑相關專業，對于公共空間的設計有自己不俗的見解，雙方合作起來也較有默契。

　　另一方面，當“建公園”成為城市戰略被大力推動，這類項目幾乎永遠都在趕時間、搶工程。此時，選擇最習慣的、可快速出視覺效果的模式十分重要。近年來流行的“中央公園”，許多不外乎是從大草坪、噴泉、大廣場、濕地等元素中選取拼接，然后做出地形的起伏、花徑的蜿蜒，迅速推動公園的建設，同時拉動周邊土地價值、支撐新城開發。由此，公園的“使命”基本達到。

　　在這種背景下，很難關注到公園里影響人的體驗的細節，也造成繼城市建筑之后城市公園的雷同。

　　從園林走向公園

　　在古代，園林是皇家或者私家所有，作為一種奢侈品存在。明清時期，江南地區的園林造景藝術的發展，更多體現出士大夫階層的審美情趣。進入現代社會，當園林成為公園時，公眾性也成為了它天然的屬性。當下，也有越來越多城市在關注公共空間的共建共享。

　　那么，市民想要什么樣的公園？

　　對于小琪，以前她更喜歡闊氣的大公園、大綠地。遇見口袋廣場后，這份社區感、人情味讓她更感舒適。對于滬漂的白領李樂，最感懷的是二十年前故鄉縣城里的河濱公園，那里除了像棋盤一樣排布種植的大樹，并沒有太多景觀，但總是很熱鬧。

　　小吃餐車、套圈游戲、花鳥市場，沿著河邊還有一排茶鋪。不設籬墻，也無太多管束，可以擺攤、也可以組樂團演奏。

　　“以前那種非規劃性，反而讓人們對空間的使用在很多時候是最優化的。比如這里出入方便、樹很大，那么很快就會有人在下面擺攤，這是人的活動跟自然形成一種有機的融合。”薛松說。

　　過去很多公共空間的場景都是幾十年、幾百年間由人們的生活習慣鑄就的。大樹慢慢地長，長到一定體量，人就會在下面集聚。“但我們現在的景觀建設兩年就干完了，不太會在短期內形成那么好的社區氛圍。”薛松說，還有一點遺憾是，我們的公共空間建設時干預比較多，不管是中央公園還是口袋公園，自上而下的規劃管理很多。

　　實際上，無論是口袋廣場還是徐匯濱江，或者李樂口中的河濱公園，這樣富有活力的地方，共同的特點正在于更多將選擇空間使用方式的權力讓渡給市民。

　　當下，隨著新城建設逐步完善，“中央公園”的建設機會在減少，城市更新的步伐正在促使口袋公園的涌現。要注意的問題是，一些口袋公園的設計基本等同于把中央公園的一小部分搬過來，但口袋公園其實可以設計為促進社區交往、社區復興的空間。

　　比如，上海的口袋廣場由小琪而并非街道工作人員來打理，這已帶有社區“共治共享”的色彩。在這方空間里，一年多以來，小琪和周邊居民一起探索著使用社區開敞空間的邊界，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干涉要在怎樣的尺度——咖啡館的員工勸導過醉酒的大叔、穿比基尼曬太陽的女孩，以及在早上練習黑管但吹奏技術欠佳的老爺子。

　　過程中難免有沖突，但彼此達到了和諧的平衡。因喝酒與咖啡館員工發生沖突的大叔，后來送來兩籃楊梅道歉。吹黑管的老爺子也愿意推后他的練習時間，讓周圍的居民“多睡會兒”。有的居民對口袋廣場更產生了一份責任感，一位客人主動參與解決了廣場小馬扎維修費的問題。

　　正如金云峰所說，市民對公園、綠地已不僅在于對綠化的欣賞，其期許發生了很大變化，尤其是微型公園(口袋公園)，公眾參與非常重要，也給園林綠化部門的跨界資源協調、組織引導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公園首先是一個公共空間，而不是一塊單純的綠地。”周榕也表示。

　　公園不僅是做花徑的游戲、做園林的文章，甚至也不是做城市形象的文章。城市越來越大，樓越來越高，人口越來越多，而公園這樣一個公共空間，正是增進人與自然、人與人之間聯系的一方凈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