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托海量、扎實可靠的數字信息采集資源，“平行時空：在希臘遇見兵馬俑”展將文物本體通過真實再現和藝術化深入闡釋，構建全新的展示空間，拉近了不同文化間、不同歷史時空間以及人與人之間的距離。

此次參展的兵馬俑來自于中國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第002741號藏品，為高級鎧甲軍吏俑（將軍俑）；克羅伊索斯青年雕像來自希臘國家考古博物館第3851號藏品。

在最終的展覽場景中，觀眾可以同時看到中國的兵馬俑與希臘的克羅伊索斯青年雕像面對面佇立，在希臘國家考古博物館第13號展廳內進行著一場“仿佛真實存在的”虛擬場面。

　　9月16日，在2021“中國希臘文化和旅游年”開幕式上，數字兵馬俑線上展覽“平行時空：在希臘遇見兵馬俑”正式在希臘國家考古博物館主頁和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主頁同步上線。

　　中希在多年前就敲定

　　開始文化遺產數字化合作

　　“平行時空：在希臘遇見兵馬俑”展覽包括“全景之旅”“真彩之美”“科技之光”3個主題網上展廳，為觀眾呈現了兵馬俑200億像素全景漫游、兵馬俑彩繪虛擬復原、文物科技保護深度解讀等交互內容。

　　清城睿現數字科技研究院是此次展覽的執(zhí)行單位之一，在賀艷院長看來，此次合作“不只是個展覽，而且是一次真正的國際合作”。

　　早在2018年，該研究院就與清華大學、希臘國立雅典理工大學和希臘PostScriptum公司簽訂了“中希文化遺產數字化項目合作備忘錄”。雙方約定，以交流的形式共同推進中希文化遺產活化，并在中國和希臘各選取1-2處遺產地開展遺產地保護利用合作實踐，共同打造中希文化遺產技術研究信息共享和文化交流的國際平臺。

　　今年3月，此次展覽籌備工作正式啟動。中希雙方積極配合。籌備伊始，中方提出了策展方案，希臘的專家則反饋了詳細的改進意見。為了實現“雕塑的對話”，希臘國家考古博物館主動提名了與兵馬俑身份類似的克羅伊索斯青年雕像。在最終的展覽場景中，觀眾可以同時看到兵馬俑與克羅伊索斯青年雕像面對面佇立，在希臘國家考古博物館第13號展廳內進行著一場“仿佛真實存在的”虛擬場面。數字化技術讓文化遺產跨時空呈現成為可能。

　　文化遺產數字技術

　　可以跨越時空和文化隔閡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發(fā)生后，國家文物局緊急部署，在一個月的時間內推出2000余個在線展覽，瀏覽量超過50億次，達到全國博物館全年參觀人數的4倍以上。從那時至今，文化遺產類展廳由實地向線上轉移已成趨勢。

　　但線上展覽就是對線下已有展覽的重復照搬嗎？賀艷的觀點是否定的。

　　雖然最終將以網頁的虛擬形式呈現，但從一開始，文化遺產數字化團隊就以全新的思路看待線上傳播的新方式：從觀眾的角度來判斷，與實地線下展覽有何不同？觀眾更偏好什么樣的形式與內容？

　　于是，“平行時空：在希臘遇見兵馬俑”策劃團隊沒有繼續(xù)強化以往人們對兵馬俑“浩大軍團”的固有印象，而是選擇了“彩繪”這一視覺效果較強的主題，以更好地適應世界各地不同文化背景下，觀眾既有“短平快”的網絡使用習慣，又容易理解彩繪背后蘊含的美學、哲學和文化遺產價值的特點。

　　在此次展覽頁面上，可以遇到4個“時空之門”，對應了展覽的簡介、實景重現、中希文物跨時空對話和科技保護等內容。“時空之門”相互獨立但又層層遞進。觀眾可以點擊任意頁面進行瀏覽。同時，為了避免第一次參觀的觀眾搞不清游覽順序，策劃團隊又將不同展廳標上序號，用以指引。

　　第一個展廳介紹了兵馬俑。展覽多次將希臘歷史作為參照系并列地來描述兵馬俑時代。例如，在介紹秦始皇時，提及同時期的希臘正處于“亞歷山大大帝的繼承者們在希臘、亞洲和埃及建立王國的時期”；在描述秦始皇帝陵的修建過程時，將修陵人數與修建埃及胡夫金字塔的人數作對比。這種類比將抽象、遙遠的歷史和文明化為具體細節(jié)，便于觀眾理解這段中國重要的歷史過程。

　　當觀眾點擊鼠標，進入第二個展廳時，不僅可以模擬感受實地參觀兵馬俑遺址的體驗，還可以將視角切換進俑坑，與兵馬俑并排站立。200億像素的全景畫面讓每個兵馬俑的表情、神態(tài)都清晰可辨，讓觀眾愈發(fā)覺得文物就在眼前。

　　展覽還將觀眾帶到希臘國家考古博物館的第13號展廳。來自中國的將軍俑與希臘著名雕塑克羅伊索斯青年雕像立于展廳中央。在觀覽過程中，策劃團隊還特意設置了許多白色“熱點”按鈕，當觀眾對某個內容尤為感興趣，可以點擊獲取進一步的信息。這樣一來，觀眾不僅擁有了線上多場景的沉浸式視覺體驗，也能夠補充獲得與線下展覽類似的文化遺產知識。

　　這種利用全新策劃與技術優(yōu)化方式進行線上展覽的實踐，將會反向影響今后的線下傳統(tǒng)展覽模式。在賀艷看來，線上敘事方式以及對光影的使用可以被廣泛應用于線下。此外，考慮到疫情和長距離運輸、珍貴文物保護等因素，未來3D打印或純數字形式的線下文物展覽可能會成為一種新的發(fā)展方向。

　　數字采集應該經過篩選

　　從價值、瀕危、可傳播度進行衡量

　　此次展覽中涉及的文化遺產數字化工作，更多是對歷年來已有的數字化信息采集資源進行加工和可視化。展覽中的大部分內容也都是基于兩家博物館之前所采集的數字資源完成的。

　　在第四個展廳的色彩虛擬復原時，清城睿現數字科技研究院對現有的真彩秦俑照片和彩俑推測圖進行了重要視覺元素提取，隨后再進行分辨率處理和熱點信息功能開發(fā)。觀展時，觀眾只需輕輕一點，就能看到文物色彩的修復過程。在這個環(huán)節(jié)中，設計師并沒有將復原后的彩色畫像直接“擺放”在兵馬俑旁邊，而是通過設置“點擊”這一動作，增加交互和參與感，讓觀眾能更直觀地看到二者之間的聯系。

　　文化遺產數字化的初衷，是希望利用數字化技術對文化遺產信息進行記錄與保存。20世紀90年代初，中國的敦煌研究院就開始做數字化保護技術研發(fā)且一直走在全國前列。隨后，“數字故宮”等項目相繼落地。2016年以來，隨著《“互聯網+中華文明”三年行動計劃》等政策推動，數字化保護逐漸成為文化遺產保護的重要手段。同時，文化遺產領域也思考著如何發(fā)揮更多的社會影響力。

　　在9月初剛剛舉行的第28屆國際文化遺產記錄科學委員會全球雙年會（CIPA 2021）上，一些學者開始提出，以前更多強調數據采集儀器的先進，要求采集到小數點后多少位的精度，其實，如果只是為了記錄基本數據，應該優(yōu)先考慮速度和成本，這樣才能在有限的時間和精力中完成更多的記錄。

　　賀艷也反對盲目進行數字化采集。目前，數字化采集方興未艾。作為行業(yè)專家，賀艷常常參與各類方案評審。在她看來，數字化采集應盡快制定一個篩選原則，從文化遺產本身的價值、瀕危程度以及數據的可利用和可傳播度3方面進行衡量。

　　賀艷呼吁社會形成“基于利用的采集”共識。她認為，那些已經做了數字化采集的項目，應同時開始嘗試應用，在應用的過程中不斷調整未來的采集方案；而對于那些還沒有做采集的項目，除非是搶救性采集，否則“應該在開始之前就想清楚數據的出口伸向哪里”。

　　除了數字化采集，數字數據的管理及闡釋也是文化遺產數字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此次兵馬俑采取的線上展覽形式為存量數據的再利用和價值闡釋提供了一個契機和出口。

　　有關專家強調，文化遺產保護的核心目的是讓當代人能夠理解和傳承，所以一定要從人的角度去思考，把技術轉換成產品去適應人，而不是被技術所束縛。”

　　（供圖：清城睿現數字科技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