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大道院士是著名經濟地理學家，長期從事經濟地理學和國土開發、區域發展問題研究。他組織了對我國工業布局和工業地理學的學術總結，初步建立了我國工業地理學的理論體系；上個世紀80年代中期提出了“點－軸系統” 理論，獲得學術界廣泛引用和推崇，參與或組織了《全國國土總體規劃》《環渤海地區經濟發展規劃》等多項國家級及地區級規劃的制訂和戰略研究。提出我國“T”字型空間結構戰略，即以海岸地帶和長江沿岸作為今后幾十年我國國土開發和經濟布局的一級軸線的戰略，被國家所采納。近年來，對我國區域發展、地區差距和大區域可持續發展進行了大量實證性和理論研究。2003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

　　對雄安新區規劃建設中的困難的幾點分析

　　一、“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綱要”對京津冀整體功能定位在“世界級城市群”，首都北京是這個“世界級城市群的核心城市”，這是構建和提升中國應對全球競爭的國家競爭力的重大決策。將京津冀發展成為世界級城市群及首都北京成為世界級城市群的核心城市”是“國家大事”“千年大計”。

　　“綱要”，突出體現了中國大國發展的意志與決心。中國對未來世界發展能夠發揮重要影響乃至起控制作用的核心城市（之一），首選只能是首都北京。首都北京是中國國家的首位樞紐與門戶，需要并且可能能成為影響乃至控制世界經濟的一個“節點”（城市），即當今全球幾個這樣的“節點”城市（控制體系）中需要有中國的一席。同時，成為未來世界財富的主要集聚地之一。由此給廣大發展中國家與人民以一個（政治、經貿、金融與貨幣、信貸等）新的選擇與新的安全感。對京津冀城市群成為世界級大城市群、首都北京作為世界級大城市群核心城市的如此定位，是中國為維護中國國家（貿易、金融、市場）利益并對人類命運共同體做貢獻的客觀需要。今天中國的強大已經具備這樣的可能。

　　為使首都北京達成上述宏偉目標，必須疏解北京的非首都功能。因此，在北京附近選擇與規劃建設好新區（新城）就十分重要。

　　二、首都北京早已是我國開放開發的“政策高地”，占了全國改革開放的最大先機。深圳、浦東的開發是因為順應了國內外發展的大勢而獲得了偉大的成功。雄安新區的開發卻難有這樣的“大勢”

　　北京，作為國家的首都，隨著國家經濟實力的迅速強盛，較早就成為我國最大的國際性金融、商貿、高技術以及大規模研發、信息、中介等高級服務業的基地，國際經濟機構云集之地。這一重要性質不像東南沿海和浦東開發那樣是通過中央政府的政策文件規定的，而是由國家首都的特殊性質與功能決定的。國際性的高級服務業機構進入我國，需要與我國中央政府及各部門合作，它們的首選落戶地自然是北京。30多年來，總部設在北京的金融機構占據中國金融資源的大半壁江山，成為對內對外最大的金融服務業中心。2012年世界500強地區總部84家（包括日、美、英、德、法等國一批世界級企業的地區總部）在北京，成為全球500強企業總部最多的城市之一， 2013年北京有48家企業入選“財富”世界500強，這個數量首次超過東京。早在2010年，跨國公司在北京設立的投資性公司達165家，占跨國公司在華設立的投資性公司總數的40%。多年前，首都北京就已是全國金融GDP最大的城市。首都北京集聚了全國的資金、技術、人才資源，建設了中央商務區（CBD）、金融街、中關村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等。中關村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擁有以聯想、方正為代表的高新技術企業近2萬家，以北大、清華為代表的高等院校39所，以中國科學院和國家部委在京院所、民營研究院所140多家。技術交易額達到全國的四分之一以上。按照習總書記的指示，正在向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發展。

　　首都北京的開放開發，已經占了全國改革開放的最大先機，也占了京津冀改革開放的最大先機。這個作用當然超過深圳、浦東。

　　雄安新區實際上是首都北京的新區，但不可能代替首都北京的功能，特別是不能代替首都北京的主體功能：除中央國家機關及所屬主要管理機構外，就是國際性的金融商貿中心，高科技創新中心等。其中，國家最主要的金融中心部分既是經濟機構，也是支撐國家政治中心而與政治中心不能分開的部分，這一點根本不同于移民國家、聯邦制國家及金權政治國家的美國。這些不適宜向外地遷移。

　　深圳、浦東的開發是因為順應了國內外發展的大勢而獲得了偉大的成功，雄安新區要發展成為類比深圳、浦東那樣的新區、新城，困難很大。較有可能的是成為一個普通新區。

　　深圳（特區）開發的“大勢”。1973年第一次世界“能源危機”之后，能源價格上升，西方國家在國內的投資成本與生產成本大幅提高，由此向外大量轉移產業和資本，到70年代末已經到了我們“家門口”了。中央確定在深圳等建設特區。資金、技術、海外市場、外貿渠道等經過香港大量集聚而來。在最初的十多年，深圳可算得是香港的“新區”。中央政府、廣東省政府在政策、人才、資金、土地、基礎設施、城市規劃、法律等方面給予強大的配套支持，深圳一下子就大發展起來了。

　　浦東（新區）開發的“大勢”。上海浦東開發迅速達到現在的規模與水平，是由于上海及其浦東的經濟腹地是差不多半個中國，即經濟技術發達的長江三角洲及整個長江流域。那時，經過十多年改革開放，以上海為核心的長三角及整個長江流域對外開放、大規模資本與技術引進、進出口取得很大發展。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上海和整個長江流域的大發展更是潛力待發。這時，非常需要上海提供更好的信息服務（世界的商品與服務市場信息等）、金融服務（投融資、信貸、財務結算、貨幣兌換）、研發、中介服務、期貨市場、港口運輸等物流服務、人員培訓、以及法律服務等；上海市范圍之內浦西已特別擁擠，進一步發展需要大大拓展空間。在這種大形勢下，浦東新區的設立與開放，使整個長江流域廣闊經濟腹地的進出口物資及大量資金、機構、技術與創新人才等迅速集聚到上海及其浦東。中央政府與上海市、江蘇省政府給予大力支持、保障，使浦東新區開發非常成功。

　　三、雄安新區難以吸引大量經濟要素特別是技術創新要素的集聚

　　我國國家特區、國家級新區、高新技術開發區及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已經接近200個，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200多個。全國各地的新區新城，總體上已經“飽和”。所謂的“飽和”，不是指內部已經“填滿”，沒有地方了，而是沒有足夠新的經濟增長要素、技術創新的要素進去，進去以后怎么做也是問題。對于大多數新區、新城、高新技術園區而言，現階段特別重要的是苦練“內功”，即構建區域創新體系，這已經成為長期發展的關鍵。

　　1、規劃一個新區、新城有沒有相應的產業支撐及發展什么樣的產業，最主要的要看以下兩個主要條件：其一，從宏觀上分析，經濟發展與經濟要素、技術創新要素的集聚動力與流向。從全國特別是沿海地區看，這種流向由西向東。原因是人類社會經濟活動受海洋的吸引是長期趨勢，在今天的中國就更加如此。雄安新區選址不很符合我國經濟要素“自西向東”的宏觀流向，難以吸引有利于產業發展的要素集聚。其二，新區新城，要考慮大區域內或特大城市能否給以產業支撐，附近的“母城”是否有較強大的經濟輻射力，形成主城（母城）與新區相互需要的帶動與互動的特別關系。雄安新區發展的“母城”是首都北京，由于上述原因北京的經濟輻射力達于全國。北京的經濟要素和技術創新要素是否需要遷到雄安，現在看，可能遷去的趨勢不明顯。

　　天津市及其濱海新區具有很大規模與實力的制造業，但有沒有經濟與技術創新“要素”愿意往“西”遷移到雄安新區來？我以為也還是個問題。

　　作為河北省新區，但河北省不像多數省市那樣具有一兩個經濟實力很強的特大城市引領全省經濟的發展。河北省的主導產業是能源重化工。石家莊、唐山、保定、滄州、邯鄲等一般大中型城市，除能源原材料外，很少有大型的制造業及其龍頭企業。（河北省現在有6個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但至今沒有一個其他類型的國家級新區。這與省領導兩個時期的決策不到位可能有關：其一，在改革開放開始的20多年內，全省發展重點仍然在太行山東麓。經濟發展重心不置于沿海秦、唐、滄，是導致經濟增長較其他沿海省市發展為慢的重要原因之一。2007年四月省第七次黨代表大會省委書記檢討了長期的“內陸意識”-經濟日報，2007/04/11。其二，在發現河北由改革開放初始沿海地區的經濟大省變成了經濟小省時，又急于追趕，大搞能源重化工。GDP很快上去，2006-2008年間每年增長14%。 2005-2012年間，河北省的鋼和生鐵產量都翻了一番，鋼年產量達到1.8億噸的驚人數字。鋼鐵、火電、水泥等規模迅速擴張，成為京津冀城市群地區的主要污染源，并釀成了相當突出的結構性困境。這兩種情況使河北省失去了如沿海其他省市所抓住的有利機遇，沒有為在河北建立如國家級新區、高新技術開發區或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等新區準備必要的條件）因此，河北省在一段時期內難有較大規模的經濟要素、技術創新要素進入雄安。

　　2、如果在雄安大規模新建產業，則要考慮到：現階段全國制造業產能普遍過剩、國民經濟進入以提高質量為核心的發展轉型階段、一系列大型機械設備（動力、工業、工程、交通運輸、國防軍工、通訊、輕工食品等）制造已經布置在全國相應的大型綜合性工業基地與特大城市等客觀背景。這里應該新建哪些龍頭大企業及大規模產業鏈工程呢？現在是不容易確定的課題。

　　3、要在雄安這里大規模新搞“高端制造”、“智能制造”，“發揚改革創新精神，建立體制機制新高地。”但可能性、合理性如何？如何操作呢？現有的中關村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亦莊、天津經濟技術開發區、濱海新區等發展條件要明顯優越。它們已經有了一批高新科技產業，已經是京津冀乃至全國的經濟增長極。

　　從區域層面，其一，要使大量經濟發展與科技創新的要素來此集聚；其二，要建設與創新目標相適應的多種類型的平臺；其三，要組織（企業家、行業、機構）多層次的、多領域、多范疇的彼此相互鏈接的創新“空間”，即各種功能平臺和群體的決策與運作“空間”；其四，要使各種平臺與“空間”成為彼此互動與交流的網絡型（多重空間）組織結構，在這種組織機構的某一地點或幾個地點（區域）形成空間（創新空間）的接觸樞紐。位于這個樞紐的附近即可獲得更多、更大的創新優勢。還有，從政府層面，制定和實施相應的制度、政策和措施。這樣的區域，才是具有創造力與競爭力的區域。對于大量的企業而言，最大問題是使工業自動化和IT技術的密切結合，推動信息化諸多前沿技術的發展與應用。

　　我以為，我國京津地區、長三角地區、珠三角地區以及成都、西安、沈陽等特大城市的部分新區、高技術園區，其政府、研究院所、高校及許多企業可能正在考慮進行上述區域創新體系的構建與企業信息化改造工作，這些區域的區域創新體系還在起跑線上。企業自身發展空間仍然很大。京津地區這些東西搬一些過去到雄安，很可能會影響到一些“園區”正在構建的各種要素聚集的（有形的與虛擬的、剛性的或“柔性”的）“平臺”、“空間”、“樞紐”，從而會影響到具有創新能力的企業不同程度延遲創新升級的時間，對一些重要環節或具有“節點”意義的企業、“平臺”等可能會帶來傷筋動骨的影響。

　　四、新區選址帶來的困難很多

　　1、雄安新區的區位無論從宏觀與微觀看都沒有優勢，人居環境的本底條件很差，資源環境承載力低，現有的交通系統也不算便捷。其巨大影響雖然可以通過一系列大型工程予以解決或緩解。不過代價很大，有些方面的作用難以持久。

　　新區選擇在河北省北部平原上的一個大洼地（洼地中心部分是白洋淀）的“邊坡”上，平均海拔10米左右。歷史上洪澇災害頻發。未來的雄安新區可能需要按照極高的洪水標準設防。在嚴重洪水發生時，白洋淀有可能必須泄洪，可能會使城市被淹。歷史上，包括春秋戰國時代以及元、明、清三朝，在河北省建的都城或重鎮，基本上都在太行山東麓、（部分）燕山南麓的海拔50米左右的高程上。京廣鐵路的路基標高也在這個高程附近。

　　2、白洋淀水質污染嚴重。白洋淀現在的面積為200-300平方公里，長期以來污染嚴重，水質屬五類時為多。污染物來源是白洋淀上游三萬多平方公里內1500萬畝灌溉面積上化肥農藥造成的面源污染及1000萬人口（包括300-400萬城市人口）的生活、生產污水。淀區大約住居有10萬人依靠養殖業，主要是家禽養殖及其加工，帶來了大量的污染物。三個縣大約200億元的GDP基本上是小的羽絨加工廠及皮革加工廠。2017年7月底媒體報道已經關掉3900多家“非法排污”的不達標的企業。

　　3、城水融合、“生態宜居之城”是很大的難題。在人居環境本底基礎很差的地方建設最美麗、人居條件最好的城市，如何達此目標并及如何能夠長期得以保障？人們所設想的世界上許多大城市處在海邊、大河邊、大湖邊那種天水一色、水城一色的壯觀美景，在雄安新城將不可能看到。遇到200年甚至100年一遇洪水，新區中生活的人，可能頭頂上是一盆洪水（不墊高地表），或者城市周邊（東、南、西三面）一片汪洋（建成區地表墊高5米后）。

　　4、大規模動遷、就業、治污、生態修復等需要巨額（長期）支出，且面臨非常棘手的社會困難。除了諸多機構、企業的大規模搬遷費用外，以下可能是長期的難題：白洋淀內的10萬人從事的養殖及其加工的經濟系統要徹底改造與調整，要使他們有新的職業，能逐漸適應并富裕起來。“轉業”后將從事哪些產業，還不帶來污染？動遷涉及到三縣大部范圍，開始階段就要大量賠償，長期則涉及到上百萬人口的生計即就業與致富問題；三縣遍布污染企業幾千家，絕大部分是小企業。白洋淀上游3萬多平方公里范圍中小企業與農業化肥農藥面源污染的治理，各地縣污染企業的關停并轉，需要大量投資與經濟補償；解決水安全、生態保護問題需要大規模調水、堤壩等的工程措施，白洋淀淀區內的補水、清淤、水生生物生態環境的改善等，亦需要大量投入與長期維護費用；新區工程地質條件不好，城市及大部分建筑物都將落在稠密的鋼筋水泥樁子上，額外增加工程費用。

　　以上可能是現階段一系列起步工程規劃、建設出現諸多困難的原因，需要找出克服困難的辦法，推進新區建設的前進。

　　結束語：上述是對雄安新區規劃與建設中正在出現或可能出現的困難與問題原因的簡要分析。之所以會如此，我以為與早期工作隊伍專業組成不夠完善有關。他們不很了解這樣的新區新城建設與發展需要哪些區域性條件，不很熟悉北京周圍100-200公里范圍內的自然結構及社會經濟的空間結構如何。另外，河北省與水利部的同志，是不是將這里的實際情況作了客觀全面的匯報，可能也是原因。我以為，這些領導同志對這里將要出現的種種難題心中是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