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地產大佬任志強一直以敢說著稱，其不久前在解讀京津冀一體化時語出驚人，他指出，經濟規律是無法用行政權力改變的，而北京的產業轉移等作法只是在優化北京本身，同時，這種作法無益于解決北京的大城市病，甚至注定是失敗的。其觀點雖不盡然，但在京津冀一體化大熱的背景下也能帶來一些思考，陳列于此，供大家參考，自行分辨。傳統的中國是個多層圈的文化。以地域形成的語言與文化和當地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緊密結合。連建筑都有各自的特色。

　　京津冀一體化：多層圈文化積淀下的新建設高潮

　　隨著國家管理體制的變化，自北京帝制建都之后，地位大大提高了。雖然經歷過民國時期的南京建都變成，但49之后又恢復了北京的首都地位。

　　天津則發生過多次的起起浮浮。從交通的水陸兼通和工業發展上都曾有過特殊的輝煌。但也在省會、非省會到直轄中有過多次變化。雖想與帝都爭個平等地位，卻在大樹底下不長草中失落了。

　　帝都的四周則曾是狼煙彌漫的戰場。屯兵于帝都，重點防御北方，有過千年歷史。雖在清時不再以兵御疆。但備戰備荒的主要對象仍在北方。改革后號稱是同步發展，可北京周邊仍有不少的貧困縣。

　　當大樹過多的吸取了土地的營養成分和遮攔了陽光時，大樹下的其它競爭性植物就難以生存。只剩下好乘涼了。但想乘涼又如何競爭呢？

　　為了保證首都的發展利益，又一次以三地一體化的名義，準備掀起一個新的建設高潮。真是激動人心啊！

　　三地一體化的障礙在于如何處理“公平”

　　看完了這些宣傳文件和綱要之后卻無法讓人高興起來。

　　中國曾經高喊過城鄉一體化的口號，但為什么無法實現這樣的目標呢？其根本的原因在于無法打破的人口自由流動和遷徒的戶籍制度的限制。并由此產生了一系列的相關問題。

　　計劃經濟時代為限制人口的流動，用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方式將農民捆在了土地上。改革后有了土地承包制和身份證，可以讓農民離開土地，進入了城市。但戶籍制度并沒有改變他們的農民身份。“農民工”代替了工人階級。可社保、醫療、教育、住房、家庭仍然與土地掛勾。成為進城與上升通道中的一把鋼鎖。

　　每當看到“城鄉一體化”和“京津冀一體化”時就在思考，如果不能將人權平等，將身份的痕跡區別徹底消除，又從何談起一體化呢？

　　河北與天津的人民能平等分享北京市戶籍人口的各種權利嗎？能分享北京市的教育、醫療、社保、就業等等的福利嗎？

　　所謂的三地一體化，無非是將北京市不想要的產業、事業、經營與人口都從北京市擠出去，安排在河北與天津。讓北京市仍可分享他們提供的服務與商品，但不承擔他們可能對北京市產生的負擔。

　　向周邊地區甩包袱，以確保北京市最終嚴格控制人口總量的目標，似乎是所謂一體化的落腳點。

　　連北京市的戶籍人口和納稅地點在通州的購房問題上都成為了不能一體化的障礙。河北與天津的人口又豈能一體化？

　　經濟規律是無法用行政權力改變的

　　城市的集中度是市場化競爭的結果。也是城鄉差別的選擇。不承認這種差別和競爭，試圖用政府的行政權力，強制性的推行一體化，其結果必然是失敗的。

　　市場化的競爭必然會形成技術、資源、人才、創新能力的集中。必然會向最有利于這些資源綜合匹配，效率最高的地區。目前就是向城市集中，向大城市集中。任何行政權力也無法改變這種流動與集中。經濟規律是無法用行政權力改變的。

　　有人說公共資源和公共服務均等化就能解決這些問題了。公共資源和公共服務真的能均等化嗎？能！但這要求整個社會都平均達到極高的經濟發展水平。目前連美、英、德、日這些發達國家都無法實現的目標，在中國日前的情況下又怎么可能實現呢？

　　請問把五個手指分開還是把五個手指變成拳頭打人更有力量？如果把北大、清華集中起來的優秀教師用均等化的方式分配到教育落后的地區。那么是將整體的教育事業水平提高了還是降低了？如果把北京市的優秀醫生都用均等化的方式分配到落后地區。那么醫療的整體水平和科研力量會提高嗎？

　　一體化和均等化的過程是有利于將資源與效率提高嗎？僅僅是將產業與人才用權力重新進行分配嗎？那么市場會同意嗎？

　　當通州限制非戶籍人口的進入時，能自行培養優秀人才嗎？拒絕了優秀人才的進入，難道能有利于提高通州的整體發展嗎？

　　當北京市為控制人口總量而加大了限制，有可能只引進優秀人才嗎？你怎么知道誰可能成為優秀的創新創業者或中央委員呢？

　　當城市的收入水平遠遠高于農村時，當北京市的收入水平遠遠高于河北與天津時，又如何讓民眾不去爭取獲得高收入的就業呢？

　　中國有38%農民從事農業就業，但只有9.5%的GDP。這就是城鄉二元結構和城鄉貧富差別的根源。如果不能用城市化吸引更多的農民轉變生產方式，又如何消除貧富差別？

　　三地一體化？北京最優化？

　　世界各國都同樣遇到城市化進程中的矛盾，但沒有一個是用行政權力的方式來限制城市化的。都是用市場化的方法和允許民眾自由選擇的方式處理的。反而讓城市中的人群能和諧的相處，讓城市的效率提高了。

　　中國的土地非私有和土地資源非市場化配置，也是人群、產業、資本、人才和公共資源不得不向城市集中的原因之一。

　　當中國已經從完全公有，變為允許一部分私有的改革多年之后，大多數人已經成為有產者。更多的人都在努力奮斗希望成為有產者。那么財產、資產的配置則是有產者決定的。而非權力決定的。如果權力限制了有產者資產的自由配置，他們就只好向境外轉移了。

　　當權力無法限制這些資產向境外轉移配置時，又如何在境內能有效限制自由配置呢？

　　河北落后的地區也許會認為那些被北京市淘汰了的產業，對他們而言也是先進的。在北京認為是高能耗和污染的產業，也許比農業會有更高的收入。

　　但是在先進地區有可能降耗和減污，還是在落后地區有可能降耗和減污呢？這種轉移是對社會和自然更負責任還是推卸責任呢？

　　或許最終的目標不是三地一體化，而僅是北京市最優化。但結果卻未必是行政權力所能決定的。

　　今天移動通信才取消了三地的漫游通話費。但還有多少沒有取消的限制措施？如非北京市的車牌能隨便進京嗎？為什么北京市可以限制，津冀就不能限制呢？又何來的一體化？

　　當小農社會以社群為主體的社會，進入到現代化的生產方式時，個人就變成生產與生活的主體。一個地區或城市，甚至國家與民族的繁榮，在于以個體為主的創新能力，及創新的深度與廣度所決定。而非權力所決定。

　　當任何行政主張限制和禁止了個體的創新能力與選擇的環境時，都必然的削弱了創新的精神和發展。也必然有害于整體的經濟。

　　無論北京及周邊的條件是否適合人口的居住與發展，這種所謂一體化的道路都并不符合市場化的進程。再靠行政權力去安排經濟發展布局的調整最終都將是失敗的。

　　津京冀一體化無益解決北京大城市病

　　4月30日召開會議，中共中央政治局審議通過了《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綱要》，指出北京將逐步強化政治中心職能，疏散經濟中心功能。你們可能很迷信津京冀一體化，從我個人而來，我反對。我不贊成城鄉一體化，從邏輯上不對。經濟邏輯上從來都是資源相對集中的時候才能發揮最大的效益。

　　北京人口太多了，所以要把北京人口轟走，轟到天津去、轟到河北去，避免大城市化、或者特大城市化的城市病。我們的城市病不是因為人多。無論是東京、首爾、紐約，我們不如人家的車多，也沒有人家人口密度大。北京算起來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1200多人，全國排名倒數第四。上海才2000多，也不多。紐約8000多人每平方公里，香港6000多人。

　　中國人口密度最大的城市是石家莊，每平方公里4000-5000人。石家莊是十年前第一個放開戶口的，但石家莊會比北京擠么？和人口沒關系，是我們道路系統出了問題。北京道路系統就是因為這有中南海，那有天安門，堵得亂七八糟都得繞。

　　北京的路恨不得120米寬，一個老太太過馬路可能要過5分鐘。你到紐約去看看有沒有超過30米的路，人們很快就通過了，單行線車嘩嘩嘩地猛跑。

　　別以為我們傻大黑粗的馬路，通行率就提高了。小的單行線通行率比我們快多了，是有數據和理論支撐的。北京擁堵是我們城市治理問題造成的結果。

　　管理問題和制度問題是主要的。我們不把這些問題解決了，就埋怨人多。城市化重要的是把資源集中，效率最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