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國家文物局對100個古城不可移動文物的消失情況進行普查。對于地方自查上報的數字，國家文物局選擇10個縣區，用衛星和其他手段進行復核，發現出入很大。如果以這10個縣區的文物消失速率折算到全國，大約一年全國就有1.5萬處不可移動文物消失。

　　在領導意識、數字水分的背后，是監督管理體制不暢導致文物執法難以擺脫權大于法、文物保護頻陷被動的嚴峻現實。

　　有關專家認為，隨著中央將文物保護工作提到新的高度，建立健全文物執法垂直管理和大區督查體系的時機已經成熟，這項工作甚至比資金投入和違法個案處理更為緊迫和重要。

　　法人違法日益突出

　　2014年上半年，國家文物局接報在文物保護單位周邊違法建設等案件81起、破壞文物本體案件3起，其中絕大多數為法人違法案件。

　　法人違法案件是機關、企事業單位人員，在法人意志支配下，以法人名義組織實施的。相對于個體犯罪來說，法人違法尤其是政府法人違法的破壞性更強。在行政指令和商業利益的左右下，文物往往會遭到毀滅性的破壞，造成惡劣的社會影響。

　　這樣的例子屢見不鮮。僅2014年，南京市違規“復建”太平門事件、廣東梅州大規模拆除傳統民居圍龍屋事件、四川平武報恩寺建控地帶違建案、北京天寧寺違法建設事件、青島德軍要塞被拆毀事件、洛陽市違法開發洛陽宋金老城東南隅歷史街區等，都引發了輿論持續關注。

　　一些官員對破壞文物現象持漠視和縱容態度，甚至直接干涉、阻撓文物執法。2013年，太原市文物保護單位“晉綏鐵路銀行舊址”在沒有報批文物部門的情況下，由個人私自修繕并變身為飯店。太原市文物局文物管理處的一位人士說，文物局曾下發停工通知，但主事者表示，他是和政府部門“共同修繕”的。

　　南京市文物局原局長楊新華告訴記者，2007年南京市級文保單位張治中故居被開發商拆毀，時任南京市文物局副局長的他立即報警，雖然公安等部門十分重視，但最后的結局卻是上級領導發話叫他和文物部門“不要再管這件事了”。

　　不少敢于向上級反映當地文物破壞案件的基層文保干部，甚至遭到打壓。去年轟動全國的四川平武報恩寺建控地帶違法建設案，在工程論證時就遭到當地文保干部的反對。在阻止未果的情況下，當地文保干部集體向國家文物局局長寫了舉報信，這才引起重視。違法事實敗露后，反映情況的文保干部有的被調離崗位，有的被停職。

　　“最終案件辦得很漂亮。”國家文物局一位參與辦案的干部說，“但是，那些被當地處理的文保干部，可能這輩子在當地就抬不起頭了。”

　　文物執法被弱化和邊緣化

　　《文物保護法》規定，文物執法主體應是各級文物行政管理部門。可是，執法無權、隊伍薄弱、地位羸弱的現狀，讓基層文物執法難以到位。

　　云南巍山縣拱辰樓大火備受輿論關注，當地文物執法主體本應為巍山縣文體局，但該局并無文物科室，實際負責文物管理執法的，是文體局下屬的事業單位，并不具備執法資格的縣文物管理所。一位文保人士如此評論，國家級歷史文化名城巍山的文物管理體制尚且如此，文物點相對比較少地區就可想而知了。

　　中國人民大學政府管理與改革研究中心副主任唐鈞調查發現，全國31個省、自治區和直轄市中，僅北京、浙江和新疆三地設有專門的省級文物行政執法機構。北京市的文物保護機構力量最強，編制18人，浙江省的文物監察總隊編制8人。

　　國家文物局督察司督察處處長鄧超介紹，在局省級文物部門中，專門設有文物執法處室的僅有16個省份;地市以及縣一級，多已實施“大文化”政府職能部門合并改革，在文化、新聞、廣電行政執法得以大幅度加強的情況下，文物執法反而有被弱化和邊緣化的趨勢。

　　山西省文物局執法督察處負責人表示，山西的11個地級市中，負責文物執法督察的，有的是事業編制，有的是機關的一個處室，市文物局大多數是內設一個安全科負責執法督察，人員編制嚴重不足，僅能對國保、省保、市保每月巡查一次，對大量一般文物根本無力照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