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由考核指標所致

　　“破壞的力量無法阻擋，如果把各種力量算起來，破壞的合力為100，我們現在保護力度僅為10，之前可能是5，再早可能只有3。要減弱破壞的力量不太容易，只有慢慢增加保護的力量，才能與破壞的力量抗衡。”羅德胤說。

　　事實上，目前國家許多政策與傳統村落保護相矛盾。如“一戶一宅”的宅基地政策、城鄉戶口不能互通等，農民工最終要離開城市回到鄉村，如果翻蓋房子，又沒有新的宅基地，只能破壞原有建筑。

　　在歐洲，社會資本進駐鄉村，保護文化遺產是一種主流方式，但我國農村產權不獨立、不完整，土地只能在集體之內轉讓。這雖然是一種穩定農村、保護農民利益的方式，卻側面阻礙了傳統文化的保護。

　　再如，目前政府鼓勵發展的“農家樂”旅游產業。開發較好的麗江、烏鎮、周莊等以前均為傳統村落，現在都已不再是村莊。居民大多是外來生意人，農民已經搬入樓房，農田也不再耕種，原有生產生活方式遭到破壞。

　　孫君認為，許多地方的新農村建設對傳統村落的破壞是前所未有的。傳統村落的建筑是依據家族制的發展和血緣關系延伸出來的，中國文化涵蓋在村莊的建設、環境、空間、布局之中，這些廟宇祠堂形成了中國文化的基本脈絡。

　　“2008年住建部把城與鄉的規劃合并，有了《城鄉規劃法》，理論上規劃中有鄉村實施部分，可實際操作中，設計、施工、監理、預算等專業技術人員清一色的是城市建筑方面的人才，規劃與設計、教育與理論更是遠離鄉村。只要是街就搞成寬馬路，不夠寬的地方必須拆除，十字路口不能有死角，丁字路口要打通。這些客觀上使得《城鄉規劃法》對鄉村建設的破壞變得合理合法，這種狀態下的中國傳統村落的保護就顯得極為艱難。”

　　除此之外，雖然有大的輿論環境，但政策落實有很多難以回避的問題。比如，政府官員的政績考核依然是以政治經濟的考核為主要指標，以工業形式發展農業，政府一直在強調做大做強等。“在這個背景下，古村落保護變成很小的事情。中央口號喊得很響，但真正落地時完全是兩回事。梅州圍龍屋、蘇州桃花塢和采石古鎮都受到了較大破壞，‘拆’實際上是政府的考核指標導致的。”

　　2013年，廣東梅州確定了江南新城中軸線的整體空間格局，明確了江南新城的發展目標及定位。在江南新城所在區域內，存在著不少客家古居，包括建筑、藝術價值極高的客家圍龍屋。梅州被公布為國家歷史文化名城，梅州圍龍屋曾經積極參與申報世界文化遺產，然而，這些“榮譽”仍然阻擋不了梅州圍龍屋被拆遷的命運。

　　羅德胤受住建部村鎮司委托，對此次拆遷事件進行了調研。他在調研報告中指出拆遷背后的真正原因：“這些圍龍屋或傳統民居的存在，將使得原本就沒有談判資本的地方政府，在開發商面前更加沒有談判余地。梅州的工業基礎薄弱，第三產業也不發達，出賣土地成為地方政府最重要的財務來源。在出賣土地時，經過平整、沒有任何‘負擔’的整塊土地才有好的‘賣相’，否則開發商就會‘很難辦’。而開發商一旦表示難辦，地方政府就不得不降價，或者許以更多的優惠條件。”

　　對此，孫君表示：“鄉村規劃體制和評分體制不改，大的輿論文化體系不改，監督系統不獨立，傳統村落保護工作也只是起了一點作用，本質上還是沒有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