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轉型發展，城市化特別是“大城市化”水平不斷提高，由此也帶來諸如人口膨脹、住房緊張、交通擁堵、環境污染、資源短缺等一系列問題。換言之，人們的生活質量借此得以改善，卻也開始面臨著“大城市病”的困擾。若讓人們愉悅地享受城市發展所帶來的好處，為“大城市病”開出一張對癥的“藥方”至關重要。近年來，加強“副中心”的規劃建設被視為治理“大城市病”的有效途徑之一，也有不少“副中心”應運而生，以期緩解城市擴容所帶來的消極影響。然而，就目前現狀而言，耗費心神的通勤、淪為“睡城”或“空城”的尷尬，也讓“副中心”遇到了發展瓶頸。對此，我們不禁要問：“副中心”模式能否根治“大城市病”?如果能，又該遵循哪些規則?

　　是“副中心”還是“衛星城”

　　“我個人認為，大城市的‘副中心’與‘衛星城’應是不同的概念。兩者在基本功能、區位選擇、發展規律、存在問題等方面，都有明顯的不同。”在復旦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教授王桂新看來，就“副中心”而言，即使加個“副”字，但它仍是大城市的一部分;相對于“市中心”或中央商務區而言，其具有分擔“市中心”功能的輔助性作用;主要分布于“市中心”或中央商務區以外地區，但還未脫離中心城區。“衛星城”則不然。雖然其仍與中心城具有密切的關系，但它獨立于中心城之外。不僅空間位置上脫離了中心城，分布在郊區，其規模也大于“副中心”，與一個中小城市相當，并具有中小城市的一些屬性特征和自己一定的發展規律。

　　上海在這方面就區分得比較好。如以中心城區為依托，規劃了徐家匯、五角場、真如和花木4個“副中心”;在郊區則建設了松江、嘉定、青浦、南橋、金山、臨港、城橋等7個“衛星城”，使其根據各自的區位，發揮不同的功能。

　　“如果沒有將城市的人口規模納入考慮范疇，從一開始就不加區分地將新區與主城的距離拉開，忽視應先產生‘副中心’再產生‘衛星城’這一發展規律，那么，針對‘大城市病’治理的最終結果很可能與初衷背道而馳。”復旦大學經濟學院教授陸銘認為，一座城市本著根治“大城市病”的初衷而構想新區規劃時，一定要充分考量主城區的人口密度、交通狀況、公共基礎設施是否真的已達到飽和狀態。在此基礎上，方可確定新區到底是應規劃成與主城連片的“副中心”，還是要建設為獨立于主城之外的“衛星城”。

　　運用好市場和政府“兩只手”

　　姑且不論基本概念使用是否精準，無論是規劃“副中心”還是建設“衛星城”，最終目的都是希望“大城市病”能得以根治而非暫時緩解。華東師范大學中國現代城市研究中心教授孫斌棟告訴記者，倘若不顧自身的經濟社會條件而盲目熱衷于“副中心”或“衛星城”建設，到頭來只會事倍功半。譬如有些二線城市當前的“大城市病”，其原因并不是人口密度和城市規模已達到飽和，而是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和城市管理未跟上造成的。

　　有學者提出，“副中心”或“衛星城”的規劃實際上就是城市公共資源的重新配置。如果配置得好，對于根治“大城市病”不無裨益。王桂新認為，在此過程中，就要運用好市場和政府“兩只手”。“鑒于市場在資源配置方面具有明顯的效率優勢，所以新區的規劃和建設更應尊重市場規律。當然，如果出現市場失靈的情況，就需要政府的科學引導和調控。”

　　陸銘對此表示贊同。他認為，“向‘副中心’或‘衛星城’進行產業疏散時，應遵循市場經濟規律。其中，‘競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舉例來說，相較于金融業，IT產業就更適合布局在新區。因為它并不需要像金融業那樣，每天必須頻繁地跟各行各業的人打交道，疏散到新區，反而有利于節約勞動成本。政府在新區規劃時真正要做的，是公共服務和基礎設施配套建設，以確保人口的遷移能夠與產業疏散同步進行。如此，方能使“大城市病”的治理落到實處。

　　多舉措推進職住平衡

　　然而，就現階段而言，明確基本概念只是“根治”的第一步，究其實質，就是要因地制宜，摸清楚規劃的基礎條件。除了摸清楚規劃的基礎條件，為避免“副中心”或“衛星城”可能成為“睡城”或“空城”的尷尬境遇，還需做到產城融合和職住平衡(就業—居住平衡)。

　　中國社會科學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所研究員單菁菁解釋說，“副中心”或“衛星城”不能只有居住功能，而忽視了包括產業、教育、醫療等其他功能的疏解。否則，只能是單中心、向心圓式的聚焦發展。這種發展模式對于主城的資源依賴性不但沒有減少反而有所增加。再者，在產業遷移過程中，要結合新區自身的資源稟賦和客觀條件，不能為甩包袱，試圖把一些低端產業遷移出去。

　　“副中心”或“衛星城”等新區的形成需要很長的周期，人口由主城向新區的遷移也是一個長期的過程。若是等到主城規模達到飽和狀態時，才開始考慮規劃新區，勢必會因為時間倉促而陷入被動局面。當前，我國一線城市的發展就出現了這樣尷尬局面。“大城市病”的治理也因此面臨治標不治本的窘境。孫斌棟認為，要未雨綢繆，運用市場和政府“兩只手”，做好提前規劃，逐漸培育功能，增強新區對人口和就業的吸引力。等到主城規模偏大需要分擔時，新區的規模也達到了規模經濟的下限，功能也已較為成熟，水到渠成地把人口和產業疏散開來。

　　在采訪過程中，記者發現，學者對于運用“副中心”模式治理“大城市病”的做法還是比較認可的。不過，相對于緩解，他們更期待能夠借此得以根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