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探討鄉村的未來相比，談論城市的未來顯然更容易，盡管城市的經驗值遠遠低于鄉村。

　　兩個月前，我開始在北京短暫蟄居，冒著親朋好友對我喪失興趣甚至生厭的風險，我幾乎每天都把吃喝拉撒這些再平常不過的生活體驗發布到朋友圈，那些圖片和文字的結合放大了我在北京的單一生活方式，它們就像膨脹的彩色氣球，好看，卻又感覺離生活很遠。

　　前不久，在一次電話里，我與康師傅聊起這種想象力過度的問題，線條狀的表象當然不能表達我初入一座城市的全部，但其中仍然有可以窺探生活意識的蛛絲馬跡。

　　這是涉及融入一座城市態度的問題，或者說，怎樣才是真正地接納城市和被城市所接納。對于此，我聽到兩種截然相反的觀點：一種說法來自我的一位同事，一天午飯后我們步行到天安門廣場，他在鮮艷的有些刺眼的中國夢的花籃之下自拍，他說他到哪里都不見外，都覺得自己是家里人；一種說法來自崔健，他說他一直覺得自己是個外人，一直不知道“到底要使出多大的力氣”。

　　以我的性格和生活經驗，我傾向崔健的“外人”說。我很難與一座城市親近，直到現在，我也是幾乎用盡了青春的全部力氣才答應自己接納青島（至于是否被青島接納不屬于我考慮的情節），把它定義為我的第二故鄉。

　　人與城市的融合當然有人的行為，其中，人的態度尤其是改變自我、改變世界的夢想、力量甚大，并且這種力量像病毒一樣，它傳染性太強，人又略顯柔弱，稍不留意，人就成了手無寸鐵的自我試驗品。逃離北上廣就是再直白不過的例子，要么夢想照進現實、要么夢想和現實對立的經渲染而成的張揚情緒常常掩蓋了生活本身。

　　但是，這很容易背離接納的全部內容。一方面，人通過自我救贖或放逐與城市握手言和，另一方面，城市的接受作用卻被忽視了。只不過，城市對自我的突破還不夠，如果它能夠從自己的地方性中跳脫出來，城市是可以以它的優雅、它的輕浮、它的狂歡、它的內涵、它的快樂和悲傷、它的欲望和觀念定義一種城市美學。

　　有時候，城市的封閉又十分微妙，以至于很難察覺，比如地鐵的延伸，比如空間的擴展。

　　對了解城市而言，地鐵雖然快捷，卻是最不好的辦法，同樣，越攤越大的城市空間也妨礙了人和城市的全面互動。部分意義上，地鐵也是城市空間的擴展，它雖然促成了人與城市的開放式接觸，但是它又是封閉的。

　　如果說地鐵的空間特征會產生屬于封閉癥候中的幽閉恐懼癥，那么，在龐大甚至臃腫的城市空間里出現的就是曠野恐懼癥；并且，“太多的空間令我們感到的窒息遠甚于沒有足夠的空間（by 蘇佩維埃爾《萬有引力》）”。

　　除了空間以外，人和城市還有更多可能的相處方式和接納方式，所以，把城市面積的擴大和空間的拓展劃歸到城市的開放和接納并不準確。的確，城市的開放度越來越大，可是，如果不解決城市里隱蔽的封閉元素，即使空間的表象解釋了開放，它依舊是封閉的意義。

　　1950年代，北京城墻決定拆除的時候，梁思成、陳占祥提出在老北京城的西側建立一座新北京城，以經過西直門、阜成門、復興門、廣安門的四條東西干道把新舊兩座北京城挑起來，這就是被后世稱為梁陳方案的挽留北京城墻、挽救北京舊城的整體規劃《關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區位置的建議》。

　　最終，北京的城墻還是拆除了。北京變得越來越大，它仿佛成為了一個想象的城市或者說城市的縮影，一切都朝向梁思成聲嘶力竭的反向狂奔而去。其實，梁思成的建議和方法早就出現在了巴黎，可惜的是，過去的連續空間沒有成為現在和未來的啟蒙。

　　1676年，路易十四決定拆除巴黎的蒂埃爾城墻，他把城墻占用的空間改造成寬廣的大街、建成林蔭大道，后來這些城墻的位置成為了巴黎最流行的公共空間。巴黎的城墻雖然被拆除，但是原地建成的林蔭大道在拓展城市功能的基礎之上繼承了城墻的分隔性。它讓巴黎固有的城市邊界沒有任何改變，卻促成了一個規模化且相對連續、建筑形態多樣、建筑密度較城內稀疏的環繞林蔭大道（城墻）以外的城市復合體躍然成型。

　　按照法國的傳統定義，城市是指一個連續的空間。林蔭大道以內的城市和環繞林蔭大道以外的城市復合體共同構成了如流動的盛宴一樣的既傳統又開放、既浪漫又現代的巴黎，隱性的帶有封閉意味的城墻變成了明顯的開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