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9月3日，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69周年紀念日。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到1945年抗戰勝利的14年間，伴隨著深入骨髓的戰爭傷痛，中國各地留下了數量眾多的抗戰遺跡、遺物。

　　它們，是抗日戰爭的歷史見證，記錄了日本侵華的累累罪行，也昭示出中國人民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做出的不可磨滅的巨大貢獻。

　　近年來，我國抗戰遺址、文物保護工作取得了積極進展。但記者實地調研發現，各地抗戰遺跡、遺物的保護仍存短板，保護力度、展示利用水平、相關研究等方面還需持續完善。

　　靠什么保護抗戰遺址？

　　怎樣保護抗戰遺跡才是對歷史最好的紀念和對現實最好的警示?抗戰勝利69年后的今天，這仍是各方需要思考的問題

　　每一年，坐落于吉林省長春市的偽滿皇宮，都要接待游客超過120萬人次。這里曾是清朝末代皇帝愛新覺羅·溥儀的居所，是偽滿洲國曾經的政治中心，也是日本武力侵占中國東北、妄圖分裂中國、推行法西斯殖民統治最具代表性的歷史見證。

　　如今，作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偽滿皇宮已成為一座愛國主義教育基地。每逢“七七”、“八一五”、“九一八”等重要紀念日，長春市的部隊官兵、高等院校和中小學師生等各界人士都會來到這里。偽滿皇宮已經成為長春人民回憶痛苦歷史、樹立愛國信念的重要紀念地。

　　在偽滿皇宮博物院院長李立夫看來，日偽建筑的價值已經超過了建筑本身，它們是中國東北近代史的縮影，看到這些建筑仿佛看到了一部充滿悲憤的血淚史。

　　不僅長春一地，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到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長達14年的日本侵華和中國人民抗戰歷史，在全國各地留下了數量眾多、分布廣泛的戰爭遺跡。在漫長的戰后歲月中，很多日本侵華罪證、抗日戰場、相關建筑、舊址舊居、紀念地遺址得到了保護和展示利用。

　　然而，記者近期在吉林、湖南、河北、重慶等地調研發現，由于種種原因，仍有相當部分的抗戰遺址尚未得到妥善保護。怎樣保護抗戰遺跡才是對歷史最好的紀念和對現實最好的警示?抗戰勝利69年后的今天，這仍是各方需要思考的問題。

　　無法移動的侵略罪證

　　在長春街頭，偽滿皇宮、偽滿國務院、偽滿“八大部”、偽滿綜合法衙，偽滿中央銀行……一大批偽滿建筑保留至今。在整個吉林省，偽滿建筑多達1200多處。

　　1931年，日本侵占中國東北。為了把偽滿洲國打扮成“獨立國家”的樣子，日本人在長春“認真”謀劃起來。他們吸納歐美城市建設理論，意圖將長春建成日本侵略者眼中理想的現代化新城區。一批日本建筑設計師把長春作為建筑試驗場，“帝冠式”、“興亞式”、“草原式”等風靡一時的建筑風格，讓侵略者沉醉于虛幻的繁榮景象。抗戰勝利后，這些偽滿建筑成為了日本侵略者無法移動的侵略罪證。

　　在湖南，岳麓山愛晚亭后就是第九戰區司令部臨時指揮部，湖南師范大學校區內的岳麓山73軍抗日陣亡將士公墓至今猶存;南縣廠窖慘案是日軍侵華第二大慘案，日軍僅三天共殺害我同胞3萬多人，每天殺1萬多人;南岳曾是國民政府抗戰指揮和培訓中心，南岳衡山半山腰祭祀抗戰陣亡將士的忠烈祠，至今依然巍峨壯麗;湖南芷江縣是大后方第二大軍用機場、中國抗戰受降地和勝利紀念地……

　　如今，這些抗戰遺址有的列為國家級、省級、市級文物保護單位，有的建成了愛國主義教育基地，此外還有大量抗戰遺址散布于民間。

　　國家文物局提供的數據顯示，目前4296處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中，日軍侵華時期和抗日戰爭時期(1931～1945年)的相關遺跡、遺存共計186處、280余個點，涉及28個省區市，集中分布在重慶、遼寧、山東、江蘇、山西等地。

　　這些文物點包括記錄日本侵華罪證的細菌試驗基地、屠殺現場、監獄等共計13處;戰役、武裝暴動、地道戰等抗日戰場共計25處;日軍侵占或在戰爭和資源掠奪過程中修建的建(構)筑物共計22處;中國軍民抗戰相關舊址、重要歷史事件紀念地和相關歷史人物舊居共計126處。此外，還有大量的抗戰文物被各級政府公布為省、市、縣級文物保護單位。

　　保護狀況喜憂參半

　　記者在調研中看到，同是抗戰遺跡，保護級別不同，保護狀況也不同。

　　目前，列入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抗戰遺址受到了較好的保護。今年3月，國家文物局印發《關于加強抗日戰爭時期文物保護利用工作的通知》。隨后，國家文物局與各地文物部門進行積極溝通，敦促開展抗戰文物保護修繕和展示提升工程，并在方案及工程立項審批過程中給予特別關注。在2014年的中央財政文物保護專項經費安排中，重點支持了2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80個抗戰文物保護展示工程。2014年將新增開放抗戰文物點29處，新建紀念場館9座，完成展示提升項目55個。

　　河北省文物局文物保護處處長劉智敏對《瞭望》新聞周刊記者說：“目前被列入國家、省級文物保護單位的抗戰遺址保護工作做得比較及時、到位。”然而，列入省級以下文物保護單位的抗戰遺址保護還有欠缺。甚至一些戰場遺址因地處偏僻，又沒有任何建筑物，已經逐漸湮沒在人們的記憶中。

　　劉智敏舉例，平型關戰役中，楊成武將軍在河北省淶源縣驛馬嶺向日軍打響了第一槍，進行了“驛馬嶺戰役”。“多么有紀念意義的戰役和戰場!像這種地方，至少要豎一個牌子或一塊碑標示一下。”他說，“抗戰過程中，很多戰役是在長城上進行的，如喜峰口、山海關、潘家口等。可是我們爬長城時，有沒有看到過相關標志記載這里發生過抗日戰斗呢?沒有。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就會忘記這里曾經發生過什么，十分可惜。”

　　湘西會戰是抗日戰爭中的最后一次會戰，雙方參戰總兵力28萬余人，戰線長達200余公里。戰斗極其慘烈殘酷，中日雙方鏖戰28晝夜，最終日本軍隊戰敗。湘西會戰后，日軍即宣布無條件投降。然而在位于湖南洞口縣、溆浦縣、洪江市交界處的湘西會戰遺址，記者看到，這里的多數遺址已殘破不堪。保存稍好的有蔣介石題詞的“74軍湘西會戰陣亡將士紀念塔”，以及塔后的300多名將士合葬墓，也被菜地包圍。當時的戰壕早已湮沒在山林之中。

　　抗戰勝利后，溆浦縣龍潭鎮弓形山上修建了抗日陣亡將士陵園。然而從2011年開始，一些石材開發公司在龍潭鎮弓形山上炸山、開石，導致龍潭戰場部分遺址遭毀，湖南省級文物保護單位、始建于1945年的抗日陣亡將士陵園也岌岌可危。

　　民革湖南省委的一份集體提案中這樣描述：“湖南人民8年抗戰留下了大量彌足珍貴的抗戰文物資源，廣泛分布于全省29個縣市區，但抗戰文物資源的保護不盡如人意。譬如衡陽五馬歸槽遺址已成為一處墳山，屬于村民集體所有;衡陽車公山抗日戰壕遺址現為村民菜地……目前全省抗戰文物的有效保護率不到50%。”

　　“騎”著遺址蓋售樓處

　　在現實中，抗戰遺址受到土地開發、城市建設和商業活動影響和破壞的現象屢見不鮮。

　　長春市本愿寺滿洲別院舊址是日本侵華的重要罪證之一，解放后曾被學校占用。今年初，一家房地產集團的售樓處“騎”著東本愿寺而建，寺廟的屋頂、地面遭到了嚴重破壞。

　　重慶市北碚區北溫泉公園，周恩來、蔣介石、朱德等國共領導人曾居住過的“數帆樓”、竹樓、磬室、農莊和柏林樓，早已成為重慶柏聯SPA溫泉酒店的一部分。該酒店一名銷售經理告訴記者，酒店內“五大名樓”基本上僅剩建筑物主體，“數帆樓”現已辟為紅酒窖藏館，農莊則成為酒店高級管理人員的宿舍。

　　文物部門保護抗戰遺址時，還經常受到文物權屬關系復雜、利益難以協調的困擾。比如位于重慶市南岸區黃桷埡鎮的于右任官邸，屬于成都鐵路局下屬的鐵路療養院。為保護文物，文物部門請專家召開協調會，并給鐵路局多次去函，卻沒有回音。經新華社報道后問題受到重視，保護規劃正在制定之中。

　　重慶市文物局局長幸軍對記者說，文物法規定“誰使用、誰管理、誰修繕”，文物部門只能對自身所屬的遺址進行保護和補貼，但對其他單位和私人所有的文物沒有管理權限。雖然有的文物屬于國家或市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但文物法只對拆除、損毀文物有處罰性規定，對消極的不保護沒有規定。

　　此外，對抗戰遺址的展示、利用不足不當，也對文物造成了破壞。劉智敏回憶，幾年前他曾參與保定城南莊革命遺址保護工作，毛澤東當年居住的房屋位于一個破舊的院落。“遺址保護要維持原來的形制，但當地一位領導很不同意，主張將原來的土房改建成磚房，說這么多年了還不給毛主席他老人家改善改善呀?”他說，“這位領導的想法，出于一種樸素的革命感情，但與遺址保護原則背道而馳。”

　　“還有一些遺址，在修整的過程中，弄得過于新，人們來到這里，看到的都是紅磚綠瓦，怎么會找到當時艱苦抗戰的感覺呢?”劉智敏說。

　　因地制宜保護利用

　　因地制宜地采取措施更有效地保護抗戰遺址，是各地在探索中的主要思路。長春市中心區域的新民大街是日偽建筑最集中的地帶之一，《瞭望》新聞周刊記者走訪發現，這些偽滿建筑基本上保留了原有風貌，只是用途已經完全改變。

　　偽滿“國務院”已經被吉林大學接管使用。它的整體面貌未被改變，已成為一座教學樓。“在這里學習，時時處處都能感受到日本侵華建筑罪證帶來的警示。”吉林大學白求恩醫學院研究生吉璐說。

　　目前長春市大多數偽滿建筑都已列入國家和省市級文物保護單位，并被醫院、學校等機構使用。日本關東軍司令部舊址(現為吉林省委使用)、偽滿洲國司法部(現為吉林大學新民校區)等依舊發揮著作用。長春市文物管理部門的工作人員表示，每年長春市政府和各使用單位會對建筑進行必要的維護和修繕，這樣的方式“目前看來效果不錯”。

　　重慶中國抗戰大后方研究協同創新中心主任周勇對本刊記者說，要找到抗戰遺址保護與利用之間、保護與城市開發之間的平衡點，政府、開發商、群眾等都應該轉變觀念，不能非此即彼。

　　劉智敏認為，對于抗戰遺址，應主張“利用”而不是“開發”，否則很容易走樣。抗戰遺址的保護利用與發展旅游不是矛盾關系，但當地政府要有控制、有引導，旅游項目要和遺址屬性相呼應。“比如一個抗戰遺址，周圍就不適合建兒童游樂場。”他說。

　　劉智敏說，隨著社會各界文物保護意識的增強，如何化解抗戰遺址保護與土地開發、城市建設之間的矛盾，各方共識已經越來越多。對那些地處偏遠、本身沒有建筑物、周邊缺乏自然景區的抗戰遺址，如戰場遺址，“不一定非要保留原貌，可以根據實際情況適當利用，但應該有所標記。”

　　針對抗戰遺址復雜的權屬關系，周勇建議探索遺址使用權的流轉方式，保持所有權不變，委托政府或文物部門負責修繕管理;也可以通過立法，規定使用者保護不力，政府可以采取強制措施。

　　重慶市城市建設綜合開發管理辦公室主任徐千里說，一些地區為保護文物，對文物周邊環境隨意改造，如修建廣場以方便舉辦儀式性活動，使得文物看上去十分突兀。“這其實也是對文物的一種破壞，文物脫離原有環境，便不具有歷史價值。”專家建議，城市中留存的抗戰遺址，應在城市規劃建設中以合理的方式保留，讓抗戰遺址成為城市的地標和精神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