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剛過去的6月，中國大運河與絲綢之路申遺成功，成為中國第32項和第33項世界文化遺產。大運河與絲綢之路申遺成功，是上半年國內文化領域的重要事件，也是近年來文化遺產保護的一大成果。

　　與以往相較，大運河與絲綢之路申遺成功，更具有獨特價值與意義。這兩處世界遺產“體量”都非常龐大。大運河申遺部分總長度1011公里，涉及河道遺產27處，相關遺產58處。絲綢之路申遺段落全長5000公里，涉及33個遺產點，其中在我國有22個遺產點。將這么多遺產點打包在申遺項目之中，涉及非常復雜繁瑣的論證、規劃與保護工作，充分體現了中國申遺水平的提升。

　　兩處世界遺產均涉及多地合作乃至多國合作，其中大運河項目涉及國內2個直轄市、6個省、25個地級市，絲綢之路項目涉及中國、哈薩克斯坦和吉爾吉斯斯坦三國以及國內的河南省、陜西省、甘肅省和新疆維吾爾自治區。跨地區、跨國家攜手申遺，既考驗多地、多國的協調能力，也展現了我國文化遺產保護能力的提高。

　　這也表明，國內申遺工作正在回歸理性，越來越少受到功利化的影響。這些年來，國內各地興起“申遺熱”，背后不無地方政績的考量以及發展旅游經濟的逐利沖動。相形之下，大運河、絲綢之路立意更高、申遺目的更純粹，其項目特點也決定了，未來的保護責任可能遠高于實際經濟效益。如何對待申遺后的大運河、絲綢之路，將考驗著項目沿線地方政府的文化保護意識及其能力。

　　如果說大運河與絲綢之路申遺成功，體現了國內文化遺產保護工作水平以及中國文化的世界影響力，今年來發生的香格里拉大火、大理古城征收古城維護費等事件，則讓人看到了國內文物保護仍存在著隱憂。

　　今年1月，一場嚴重火災讓“月光城”云南香格里拉獨克宗古城損失慘重，多個民居、客棧、店鋪被毀。此外，麗江古城、貴州報京侗寨等一些旅游熱點古城、古寨，今年來也接連發生火災事故。

　　急功近利的旅游開發，大抵是造成火災事故的幕后“殺手”。旅游業給當地帶來了收入，其積極意義不必多說，但在發展旅游經濟過程中，若不能充分重視文化遺產保護以及人文生態均衡，無異是涸澤而漁。近日，國家文物局就對麗江古城的商業化傾向提出了警示，要求嚴控周邊新建項目。

　　地方政府管理過于簡單粗暴，也對文化遺產保護構成了不小傷害。如在云南大理，5年前當地就提出征收古城維護費的設想，結果遭到民眾和商戶極力反對。今年5月，大理再次將此提上議程。在7月1日起施行的大理古城保護管理辦法》中，則已明確規定古城保護管理局的主要職責之一為“依法征收和管理古城維護費”，收費對象為商戶。

　　收費從來就不是管理的最好辦法，更不用說能對古城保護起到多少作用。商戶依法納稅，就是對古城保護履行了職責，稅外再行收費，非但增加商戶負擔，而且名不正、言不順，實屬與民爭利之舉。古城保護管理局的主要職責在于保護而非管理，如果日常工作重點成了收費，不僅極易形成部門利益化，也很難想象其還能有多少積極性去履行古城保護職責。

　　在一些擁有豐富文化資源的地方，還應學會如何妥善保護與利用文化遺產這一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