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城鎮的思想最早起源于19世紀末霍華德的“田園城市”理論。20世紀80年代后，城鎮化生態發展已經成為一個全球普遍關注的問題。目前，我國依靠勞動力廉價供給、粗放式的經濟增長與非均等化公共服務壓低成本的不可持續城鎮化模式仍未得到根本改變。支撐城鎮化發展要素的稀缺性、城鎮資源環境承載力的有限性直接導致城鎮中心區大氣、水體、土壤和郊區固體廢物污染日益嚴重，這已經影響到城市功能的正常發揮，而且水土流失、森林生態系統質量下降、生物多樣性銳減等生態環境惡化問題與城鎮化密切相關。

　　統計數據顯示：目前，我國660多座中等以上城市當中，有600座城市總體生態化程度不理想。更加不容樂觀的是，有很多城鎮已經處于不健康或亞健康狀態。因此，如何規避和消除日趨嚴重的生態問題，轉向生態文明為目標的新型城鎮化發展道路迫在眉睫。而新型城鎮化生態發展是一個有機的系統，是人與自然、社會、經濟共生協調的路徑。

　　基于水域—植被的生態骨架有機生長

　　城鎮化不是人口、產業的簡單遷移，而是為城鎮居民提供更好的生活品質。生態骨架是支撐人類生存空間和經濟社會發展的基礎，區域尤其高生態敏感度地區的城鎮化進程的快慢、質量的高低，關鍵在于支撐其的生態骨架是否合理完善。水和植被是生態骨架的主體要素，構建基于水域—植被的生態骨架有機生長基質對改善區域環境質量特別是對新型城鎮化生態化進程，有決定性意義。

　　水域，對調節地理微氣候循環和改變局部徑流過程有顯著作用。新型城鎮化的水域是作為生物（包括人類）與資源能量交換，聯系周邊城鎮村及植被等各類生態系統，形成有機生長方式的生態廊道。在原有水域系統基礎上，形成水系相連的生態安全格局，有助城市汛期泄洪分流。植被，是覆蓋地表的植物群落。充分考慮保留城市-區域常年結構植被、建造新的綠地系統，構建生態骨架有機生長的斑塊，有益形成不同的生態位和多樣性群落。水域—植被系統地構建，可阻止城鎮化無序推進，沿生態骨架有序有機生長。從這個層面，新型城鎮化的重點區域不在城市建成區而在郊區。

　　基于土地利用的集約與功能組團發展

　　土地為城鎮化提供了物質基礎和承載空間。土地利用因城鎮的形成和城鎮化發展而產生和演進，并在調節和控制城鎮化起著無可替代的作用。目前，城鎮化土地利用總量失控、粗放利用，土地利用結構失調、生態環境惡化。新型城鎮化不是“土地城鎮化”，而是釋放土地存量的潛力，優化區域和城鎮內部用地結構布局，節約集約土地支撐城鎮化轉型發展。

　　對于城鎮，緊湊集約發展，進行舊城填充式改造，加強基礎設施建設；通過高密度、垂直空間布局，減少土地的用量，提高土地的容積率。對于農村，支持土地整理和置換，研究宅基地退出機制。對于城鎮體系，功能組團及串珠發展將加速郊區城鎮化、人口轉移和快速交通建設，避免攤大餅式的城市擴張、農業轉移人口難以融入城市社會、單純沿城市交通干線造城等問題。組團及串珠成形后，將構建起一個城鎮發展帶和發展軸，輻射和帶動整個區域的發展，將有效解決城市病。

　　基于循環經濟的產業鏈共生耦合關聯

　　隨著傳統線性經濟帶來的資源與環境的矛盾日益突出，循環經濟逐步得以大力推行。循環經濟的實質在于對傳統經濟進行生態化轉型，即依據生態學原理建立生態產業鏈的生態系統或者生態網絡。其既可以存在于企業集團內部，也可以存在于若干企業圍繞相關資源進行合作形成的生態產業鏈。生態產業鏈是按照循環經濟原理，仿照自然生態系統，建立起的“生產者-消費者-分解者”共生耦合的“食物鏈”，以有效利用企業集群的產業關聯性，尤其發揮互補關系產業的共生效應，共享諸多包括人才、市場、技術和信息等要素，從而使企業集群獲得內部規模經濟、外部規模經濟的雙重效益。

　　推進新型城鎮化建設離不開產業支撐。新型城鎮化建設也可以按照社會層面循環經濟的發展思路，從資源布局、基礎設施建設甚至工業布局等方面，與循環經濟發展的要求接軌，使二者緊密結合，以解決經濟增長和資源環境之間的矛盾。循環經濟恰好能夠用一些量化的指標和方式把新型城鎮化內涵中與產業發展相關的理念貫徹下去，構建主導產業縱向延伸和橫向擴展的生態工業園區。循環經濟不僅轉變了區域的經濟發展方式，而且解決了當地勞動力就業問題，符合因地制宜、就地轉化的城鎮化的要求。

　　在今后一段時期，城鎮化將成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最大潛力。經濟發展對于新型城鎮化雖然必不可少，但是要在保護環境、生態的前提下，實現持續性增長。只有發展和推廣生態的新型城鎮化模式，才能逐步緩解甚至消除目前突出的資源、環境和人口、交通等方面壓力。一個健康發展的城鎮化必然是環境友好、社會和諧、經濟共生的地區。一言以蔽之，城鎮化的生態發展真正代表了城鎮未來的發展方向和戰略目標，真正使城鎮成為具有較高綜合品質的宜居之所，未來新型城鎮化要走一條生態的發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