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中國特大城市在控制人口規模上，有什么特殊的情況需要研究應對？

　　張占斌：我國特大城市的人口規模控制有兩個特殊的難題需要特別關注：一是我國人口基數大，農民數量多，城鎮化又處于快速發展階段，每年進城務工的農民工多達1000萬人，2013年農民工總數高達2.69億人；二是城市的人口規模與城市的行政級別密切相關，行政級別越高，城市集中資源的能力就越強，對人口的吸引力也就越大，如果大多數農民工都流入數量有限的特大城市，這些城市控制人口規模的壓力和難度就很大。

　　記者：三中全會《決定》提出“創新人口管理，加快戶籍制度改革，全面放開建制鎮和小城市落戶限制，有序放開中等城市落戶限制，合理確定大城市落戶條件，嚴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規模。”如何科學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規模？

　　張占斌：“嚴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規模”，這里的控制應該包括控制人口的增速和規模兩個方面，但主要是控制人口的增速。1996年以來，我國城鎮化進入加速發展階段，1996年～2013年間城鎮化率年均提高1.38個百分點，特大城市和大城市人口增速更快。由于對城鎮化加速階段認識不足、重視不夠，使得各方面的準備和應對不到位，使得特大城市和大城市人口規模過快增長成為城鎮化過程問題的主要因素之一。從長期看，通過科技進步、城市空間格局調整、基礎設施改善、管理水平提高，推進城鎮化健康發展，特大城市、大城市的綜合承載能力和人口合理承載量還有進一步提高的空間。所以，只要控制住特大城市人口增速，我們完全不必擔心特大城市、大城市人口規模的擴大，城市病問題是可以逐漸消解的。

　　記者：城鎮化的一個直接結果就是農民進城，他們在追求更好的生活，如何解決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規模和農民工進城的矛盾？

　　張占斌：城鎮化是我國實現現代化的歷史使命，是解決三農問題的重要途徑，是擴大內需和促進產業升級的重要抓手，對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國夢具有重大意義，但城鎮化也是一個自然的歷史過程，是農民為了追求更高收入、更高質量生活和更多發展機會的自主選擇過程，農民進城的愿望要尊重。而且，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規模和農民工進城并不矛盾，但農民工進城要合理引導，特大城市發展也要適當調整。

　　首先，農民工進城要有序進行。一是農民工不可能全部市民化，而應注意到農民工群體內部的分化，調控進城農民工規模增速。要尊重農民工進城愿望，重點推進市民化能力強、市民化愿望迫切的群體，對于不具備市民化能力或不愿意市民化的群體，要積極創造條件，支持其返鄉創業。二是農民工不可能全部進入特大城市和大城市，而應多路并進，適當分流。要重點引導農民工進入小城鎮、中小城市，支持農民、農民工就近進城；特大城市可以設置一定門檻，采取積分制等方式合理引導農民工進城。三是農民工市民化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應分階段逐步進行。應從政府、社會、農民工群體幾個方面統籌考慮，確立近、中、遠期目標和相應的配套政策，有步驟、分階段地逐步解決。

　　其次，特大城市發展要適當調整，提高綜合承載能力。一是要通過特大城市的科學規劃和布局，發展新城和衛星城，適當分解功能，改變目前多數城市攤大餅式的布局形態，促進城市空間布局科學化。二是要加強特大城市的道路交通和基礎設施建設，加速信息化和城鎮化的深度融合，提升城市治理能力。三是要加快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建設步伐，逐步縮小與特大城市、大城市在就業收入、基礎設施、公共服務等方面的差距，提高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對農民工的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