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古代也有法律，但執行起來就常常變樣。因此，古代的冤案、錯案層出不窮。特別是明代，在權傾朝野的太監主持下的東廠、西廠、內行廠等三個專以緝捕、刑訊為己任的特務機構，充當了明朝鎮壓人民和不同政見官員的瘋狂打手。

　　古代北京的牢獄也很多，如元大都有三處監獄，分屬大都路、兵馬司、南城。明代北京監獄更多，分屬刑部、都察院、錦衣衛、東廠、西廠、順天府及大興、宛平二縣等。這些監獄由司獄司具體管理。獄中的囚犯有的是真正的罪犯，但也有不少蒙冤者。元代管理監獄的政策是“司獄致其慎，獄卒去其虐，提牢官致其誠。”明代對待罪囚也施以人道。如“凡婦人犯罪，除犯奸及死罪收禁外，其余雜犯責付本夫收管。如無夫者，責付有服親屬、鄰里保管，隨衙聽候，不許一概監禁。違者笞四十。”“若婦人懷孕犯罪，……皆待產后一百日拷決。”不管何種罪犯，只要有冤情，允許申訴。對于一般囚犯，允許納錢納米贖罪，或者令其運米、做工、栽樹，也就是勞動改造。當然，對于真正的罪大惡極者，行刑是毫不客氣的。

　　除上述幾方面外，金、元、明、清時政府還頒布其他一些有關社會治安的禁約。例如，元代“禁以俘掠婦女為娼”；“申嚴大都酒禁，犯者籍其家資，散之貧民”；“凡偽造寶鈔，同情者并處死，分用者減死，杖之”；“禁醫人非選試及著籍者，毋行醫藥”等。清代，不許閑人在御道上坐立；夜晚關閉街道柵欄后，禁止親王以下的官民在街上行走；禁止在北京內城開設戲院；禁止集會、賭博、吸水煙、吸鴉片等。像這樣的一些禁令，對于維護社會治安無疑是有積極作用的。

　　文化教育管理

　　金、元、明、清時期，北京的學校最重要的是國子監與國子學，是全國最高學府，是用儒家之道培養高級人才的地方。金、元時期，還有專門為少數民族設立的國子學，如女真國子學、蒙古國子學、回回國子學等。

　　自金貞元年（1153年）完顏亮由上京會寧府（在今哈爾濱市東南之阿城）遷都燕京并改名中都之后，元大都、明清北京城都成為全國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雅稱“首善之區”。所謂“首善之區”，用今天的理念去理解，可以說就是精神文明建設是全國最先進、最好的地方。而精神文明建設主要在于教育和文化。

　　教育主要是指學校。古人有訓：“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故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為先。”金、元、明、清時期，北京的學校最重要的是國子監與國子學，又稱國學或太學，是全國最高學府，是用儒家之道培養高級人才的地方。金、元時期，還有專門為少數民族設立的國子學，如女真國子學、蒙古國子學、回回國子學等。其他學校則有皇家的中學、元大都路學、明清順天府學及大興縣學、宛平縣學、醫學、武學等。

　　國子學在東城成賢街國子監，由國子監主管。國子學設祭酒、司業、博士、助教、學正、典簿等官，負責教授和管理生員。國子學的生員無論從哪條渠道進來的，大多是男青年中有強勢背景的有才有志的俊秀者。他們入學后，再經過考試，分出等級，分堂肄業。在條件優越的國子學苦讀幾年儒家經典，通過考試合格后，就授予各種官職，有的則從事傳統學術研究，著書立說。清末，維新變法，推行新式教育，國子學廢止，而京師大學堂興盛起來，學生所學也由傳統的儒家經典增加了現代的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知識。

　　科舉取士制度，肇始于隋代，終結于清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在我國流行了一千三百余年，是我國古代選拔人才的主要方式。金、元、明、清時，科舉有鄉試、省試、殿試等不同名號。所謂“鄉試”是每隔三年，各省的士子集中于省城參加科舉考試，朝廷派官員主考，主要考試四書、五經、策問、八股文等，考中者為舉人。省試本是唐宋時由尚書省主管的考試，故稱省試，也稱會試。元以后在各省舉行的科舉考試也稱省試，實際上就是鄉試。若皇帝在京城宮殿內親自主持考試貢生，稱為殿試，每三年舉行一次。元代沒有殿試，由翰林院主持同性質的考試。明清兩代，省試之后，優勝者集中京師參加會試。會試后，再參加殿試，以定甲第。一甲三名，為進士及第；二甲若干名，為進士出身；三甲若干名，為同進士出身。殿試中成績最高的前三名，即分別是狀元、榜眼、探花。元明時，每當殿試過后，中進士的學子常常邀約到什剎海邊聚會相慶。科舉制度，沽名釣譽，引誘得古代青年學子廢寢忘食，全力以赴，并產生了許多動人的故事。

　　宗教管理也是古代北京文化管理的重要方面。不同朝代，崇尚不同的宗教。如元代崇尚佛、道、伊斯蘭教，明代崇尚佛、道教，清代又特別崇尚薩滿教。這些宗教教化人們崇善行善。但是，有的朝代因過于崇佛信道，以至大力修建佛寺道觀，勝過學校的建設。例如，明正統間，吏部主事李賢建言：“國家建都北京以來，佛寺時復修建，太學日就廢弛。舉措舛錯，何以示法天下？請以佛寺之費修太學。”盡管這樣的建議撼動人心，但明正德年間，僅太監們就在西山新建了三百七十座佛寺。明代崇尚佛教的情況可見一斑。

　　清代，因為北京內城都讓給八旗軍居住，原在內城居住的漢人都被趕到外城去。一些著名的漢族官員及學者也遷往外城。于是，在宣武門外集中居住了一大批高官學人，如紀曉嵐、戴震、朱彝尊等等。這些人在宣南地區潛心著述，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大家，并由他們共同營造了獨具特色的宣南文化。

　　（作者為北京市社會科學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