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3　研究尺度

　　盡管城市化過程發生于城市區域，城市有自己的行政邊界，限定了城市決策制定與管理的空間界限，但其城市化的影響通常并不局限于城市邊界之內。城市化有可能影響遠離城市中心的土地的經濟、社會、文化和生態功能與動態變化過程，同時城市的發展受更大的區域的影響，如全球的、國家的、區域的。而全球環境變化的作用很多都是跨越了城市、區域邊界在更大的尺度范圍上發揮作用，必須通過各種地理尺度上的許多制度與機制來探討，因此城市化與全球環境變化的研究需要跨尺度的并行研究、比較研究。

　　但目前國內關于城市化與全球環境變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局地（主要是城市級別）案例的研究上，很少有研究涉及不同的尺度規模。為了在城市化中獲益，同時減緩及適應全球環境變化的負面影響，需要對城市化與全球環境變化之間在局地、區域和全球尺度上的相互作用和反饋的更好認識。

　　3.2　研究議題

　　當前我國關于城市化與全球環境變化的研究以自然學科為主，而人文地理學視角下的研究較為缺乏。結合國內外研究進展，探索性提出未來我國人文地理學對城市化與全球環境變化研究的重要議題。

　　3.2.1　城市生計（Urban Livelihoods）與全球環境變化

　　社會生活變遷是城市化過程的重要方面，對城市生計的關注已成為國外研究城市化與環境變化的熱點之一。國外研究較多的采用生計分析（LA：livelihood analysis）這一概念研究城市區域個人、家庭和社區是怎樣應對與適應全球環境變化影響。民生分析是一個多因素、多尺度的概念，它結合了應對和適應行動中的經濟、社會、文化、政治和環境及這些因素之間在不同地理尺度上的相互作用[67－68]。

　　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歷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過渡，國家促進和管理經濟增長和發展的功能與力度發生了快速的結構性變化，對城市化模式產生了重要影響，進而影響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同時，也正是在這個過程中個人決策制定的個性化與社會階層的分化不斷強化，并且這些過程也在不斷地重塑城市生活。因此探討此過程下的社會生活變遷與全球環境變化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與實踐意義。例如未來的研究可以考察經濟增長所帶來的消費模式的變化、居民收入和社會階層、生活習慣（如日益壯大的精英階層和中產階級的價值觀和行為舉止）與全球環境變化之間的相互作用。認識城市民生，尤其是認識城市貧民如何改變以適應全球環境變化影響，將有助于制定政策，引導城市增長，并幫助城市社區更好地應對全球環境變化的負面影響。

　　3.2.2　城市系統的脆弱性（Vulnerability）與全球環境變化

　　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改革開放與市場體制改革所驅動的發展轉型造成城市動態過程的重大變化，其結果是城市空間的高度碎片化、城市空間在高風險區域的擴張以及公共服務設施提供的嚴重匱乏、城市地區貧困人口的增加。國外許多研究者的研究表明這些是城市對全球環境變化負面影響脆弱性的關鍵因素，并且認為在危機和災害中城市是非常脆弱的：突然的供應短缺、沉重的環境負擔或者大的災難能很快使大量人員處于嚴重的難關或非常時刻之中，并使社會弱勢群體的情況更加惡化[2，69－70]。在這樣的宏觀背景下開展我國城市系統脆弱性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城市系統對全球環境變化影響的脆弱性背后的結構性原因，包括當地的社會、經濟和政治過程及其對景觀的改變，以及這些改變如何影響與制約城市系統內脆弱區域與脆弱群體的產生等[71－72]，對于研究城市區域對全球環境變化的負面影響的應對與適應策略具有重要促進作用。

　　3.2.3　城市管治（Governance）與全球環境變化

　　英語中的“管治（governance）”可以追溯到古典拉丁語和古希臘語中的“操舵”一詞，原意主要指控制、指導或操縱[73]。西方國家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管治”概念無論是在內涵還是在應用方面都得到了更為廣泛的應用與發展。我國管治研究于2000年左右剛剛起步[74]，近十年來我國的城市管治研究主要集中在城市政府職能、行政管理體制、城市規劃與管治以及決策民主化等四大方面[75]，然而就城市管治與全球環境變化的研究還相對薄弱，這與西方全球環境變化的管治研究存在一定差距。當前管治研究是西方全球環境變化的人文因素研究的一個熱點，尤其是2008年IHDP的地球系統管治（Earth System Governance）項目設立以來，環境變化中管治研究不斷得到強化，主要的研究焦點在管治架構（architecture）、能動力（agency）、適應力（adaptivehess）、解釋力（accountability）、分配與可達性（allocation & access），研究它們與環境變化的關系，探索管治的環境響應，并從管治視角尋找應對環境變化的可行方案與措施[76]。

　　另一方面，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市場體制改革不斷深化，生產要素流動性增加，城市化進入快速發展時期。伴隨大規模的城市發展，城市區域出現了一系列環境問題；同時，經濟水平不斷提高，人們的權利意識不斷強化，公民社會加速興起并日益在政治和社會事務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在這種背景下，城市環境問題的解決不再是城市政府依靠自上而下的管制可以實現的，而是需要在公共部門、私人部門以及公民社會的不斷協商中得以解決。因此，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環境變化中的管治研究在中國當前的發展階段有其特殊的現實意義。通過管治研究為政府制定政策措施提供理由與依據，為更好的應對與適應全球環境變化的負面影響提供來自管治視角的措施與策略，最終實現城市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