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由新華社授權發布，社會上隨即形成輿論熱潮并迅速蔓延。那么，站在建設橋頭堡位置的建筑師，遇到新型城鎮化命題，他們會迸發出怎樣的思想火花？當月，由全國房地產設計聯盟、北京大學城市規劃與發展研究所與加拿大保加國際建筑師有限公司主辦，《中國建筑文化遺產》和《建筑評論》雜志承辦，主題為“新型城鎮化提質，城市更新與創新設計”的茶座活動在京舉辦。眾多建筑及有關學界專家給出了深刻的解讀和思考。

　　規劃與建筑脫節需警惕

　　不論城鎮化工作推至何種階段，都離不開規劃，建筑與規劃如影隨形。但是，這種連帶關系帶給建筑師更多的是疑惑和困擾。中國建筑科學研究院建筑設計總院總建筑師薛明認為，合理規劃是城市協調發展的基礎，但目前在設計乃至實踐過程中，建筑卻常與規劃產生隔閡甚至矛盾，進而形成反作用，抑制城市、農村乃至國家的可持續性發展。他感覺，之前的發展模式不夠理想，因此，新型城鎮化對于協調二字需給出更透徹的解讀。“就微觀角度而言，（我）能深刻體會到搞規劃和搞建筑的人就沒有很好地研究一個問題。”薛明說，“搞規劃時，應該讓做建筑的人參與進來，讓他們談對規劃的感觸，這樣規劃才會更合理。”“我就擔心中國一些規劃院只會‘涂顏色’。其實他們并不清楚為什么這樣，只知道依照規范、人均指標，完全沒有產業和人口概念。環保搞可研報告叫環評，我認為規劃也要有人員規劃。如果沒有這項，城市規劃乃至新型城鎮化就失去意義了。”北京新世紀建筑工程設計有限公司董事長曾凡柏做了補充。

　　作為規劃師，北京唯拓時代規劃所所長張蕾證實了宏觀層面規劃和建筑專業脫節的缺失。不過她表示，規劃師正努力尋找與建筑師的切合點，或稱“共同設計”的層面。雖然城市設計在我國一直以來不為“法定”，但規劃界希望未來這種局面通過努力會有所改觀。“政府認為土地管理屬于法定控規。規劃師一直希望城市設計能夠和控規結合起來，控規是從指標角度和數據角度進行規劃管理和控制。而城市設計則從體量、空間、建筑形態和色彩角度進行具體和形象的控制，一手硬、一手軟，兩手抓的時候，管理者會更加游刃有余。”張蕾說。

　　宜人設計不可缺

　　除了建筑與規劃間的癥結需解決，曾凡柏還拋出新型城鎮化要重視“建筑宜人化”的觀點。他舉例，任何地方都有適合本地的建筑，“徽派建筑就不宜蓋到新疆，歐洲建筑隨隨便便搬到中國或北京更是不妥。”

　　但顯然，曾凡柏對于眼中這種“絕非創新、實屬無聊”的決策亦有無奈——他說在中國搞建筑有時會覺悲哀，迫于生存壓力身不由己，“被甲方弄得沒脾氣。我不是為自己，而是為了公司生存去做。除非哪天把公司解散了。”他打趣說，“解散也沒用，我不做照樣有人做。”

　　另一方面，“建筑宜人化”不僅表現在形制，與規劃思路與體量更息息相關。張蕾表態，目前中國的城鎮化進程，無論規劃師還是建筑師都曾有失敗案例，尤其是當前城鎮化千城一面的趨勢，不可否認很大程度是規劃師對長官意識的妥協，許多地方一味“馬路求寬、建筑求高、廣場求大”。雖然住房和城鄉建設部等政府部門先后出臺禁令，但地方和開發商的能力似乎更勝一籌，禁令在他們面前總能迎刃而解。

　　城鎮化重在定位與糾偏

　　期待和疑問常常結伴隨行。茶座會上，建筑與規劃界人士對新型城鎮化作出展望，也袒露出一絲憂慮，“特別怕提‘什么化’，一提化，感覺就是一窩蜂地往前走。”薛明認為，城鎮化本應是結果或過程中自然形成的現象，最怕搞成一場運動。尤其當中小城市齊刷刷地往前走，向大城市學習，造成多年來城市發展過程中土地浪費嚴重、城市規劃不合理，這種隱憂就愈加凸顯。“比如，北京天通苑不僅造成土地浪費，還造成了交通資源的浪費。很多中小城市往前發展中最大的問題也是新型城鎮化中提到的產城一體。可很多城市根本沒產業，卻盲目臆想著今后要如何擴大規模、如何引進人口等。”他說。“還是城市產業的問題，不要動不動就是‘高富帥’、‘大而全’，必須立足目前實際水平和實際問題一步一步解決。”加拿大寶佳國際建筑師有限公司北京代表處駐中國首席代表、北京大學城市規劃與發展研究所所長高志在茶座結束時總結，“別太急，跑快了會摔著。”

　　不論怎樣，做好對新型城鎮化政策的解讀，保持覺悟和足夠警惕，仍是未來一段時期內建筑界前沿人士的必然訴求。同時作為建筑大院領導，中國建筑設計院黨委書記、副院長、總建筑師劉燕輝尤其關注它對國家乃至行業整體構成的影響，“在我們院里，報紙還沒來之前，不同部門已經把搜集到的信息放在我桌上了。”

　　他認為，新型城鎮化是我國現階段發展階段的強心劑，不能將其視為目的或者特別手段，導致理解和行為偏差。所有人都應該保持足夠清醒的頭腦，這是全民意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