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說“百聞不如一見”，看到自己同業者甚至是熟人過堂受審，對于廉潔自律的認知可能會更加深刻。惠東法院的法庭里日前就上演了這樣一堂特殊的黨風廉政教育課：4名村官因侵占征地補償款分別被控貪污罪或職務侵占罪，80余名現任村官現場觀看，接受警示教育。據《南方日報·惠州觀察》報道，2011年以來，惠東法院共受理村干部職務犯罪18件46人。

　　雖然暫未掌握到惠州全市近年來村干部違法亂紀案件的總體數據，但從惠東的情況來看，管中窺豹、可見一斑。惠東法院總結該縣經驗教訓發現，村官腐敗多出現在經濟問題上，貪污、侵占、挪用公款等財產型違法犯罪案件占比高達65%，且犯罪行為多發生在土地開發征用過程中，作案形式由單一型向合伙型發展。此外，虛報截留“涉惠農資金”也是目前村官違法違紀的新典型。

　　這些新特點出現的時代背景是農村的快速發展。伴隨著新型城鎮化的推進，農村地區經濟社會發展正面臨著資金投入加大、資源整合加速等機遇，而這也催生了新一輪的利益博弈。

　　在當今城鎮化推進過程中，農村依然是基層社會治理的難點，村官也是問題多發的一個群體。去年底，惠州市委常委、紀委書記李松曾透露，在紀委收到的所有投訴信中，投訴正處以上干部占4%，投訴科以下干部占73%左右，投訴農村干部將近20%。雖然村官并非真正意義上的官，但其在征地拆遷、工程承包、資源分配、宅基地安排等重大村務中掌握著“大權”，且由于自身文化程度偏低、法律意識較弱、財務規范和科學管理水平較差，一旦被利益所裹挾，就可能難以把持住，以致違法違紀。

　　內部管理不規范與外部監督不到位，是滋生村官貪腐現象的現實土壤，也是合伙作案、“坐地分贓”成為農村干部違法犯罪新趨勢的一個重要誘因。由于行政村處于所有行政單元的最基層，預防村官貪污腐敗，往往面臨著“上級監督太遠，同級監督太軟，下級監督太難”的困境。公開透明難實現、監督機制難發力，以權謀私、中飽私囊等貪腐問題也就可能隨之而來。尤其是在外力很難介入的情況下，鎮政府與村干部容易抱團，形成一個利益共同體。

　　當前，惠州要進入珠三角第二梯隊，農村的進位趕超亦是一大關鍵，而推進新型城鎮化，是鄉村社會轉型的重要路徑。惠州有著廣闊的農村地區，通過大項目帶動經濟發展作為一種模式正在更大范圍運用。但項目的建設必然涉及征地開發、拆遷安置等環節，政策和土地帶來的紅利可能為一些鎮村干部提供“坐地生財”的撈金契機，從而折減城鎮化的實際效果。防范“小村官”滋生“大腐敗”，基層權力運作問題不得不引起格外重視。“勤拍蒼蠅、敢打老虎”，這是中央對嚴懲腐敗的要求，惠州近期在反腐上的發力，也凸顯出主政者的決心。

　　對于預防鎮、村干部貪腐，加強監管、提高違法違規成本是關鍵。要強化法律威嚴就必須杜絕選擇性執法，而想讓違法亂紀者都得到相應的懲處，則須真正落實制度監管和民眾監督。暢通舉報投訴渠道與加大辦案查處力度，誠然是必不可少的一環，但通過機制性糾偏，打掉可能存在的“保護傘”以及固化的利益圈子，將鄉村治理納入法治化正軌，才能更有效地讓“碩鼠”和“蛀蟲”無處藏身。

　　在創新基層社會治理方面，則應當完善“法制副主任”工作制度，推進農村基層的普法宣傳和民主法治，促進村干部守法自律、村民依法監督。同時，可以進一步推廣“掌上村務”信息平臺，推動黨務、村務、財務公開透明。此外，還應優化農村“三資”監管平臺。按計劃，惠州今年將實現公共資源交易系統終端鄉鎮全覆蓋，希望這種“陽光交易”模式能遏制那只閑不住的權力之手。

　　當然，不僅針對貪腐村官這種“蒼蠅”要加大打擊力度，對所有領導干部而言，也都必須強化遵規守紀意識。反腐高壓線對于任何領導干部都是帶電生效的，惠州市政協原副主席鄧炳球因嚴重違紀日前被“雙開”一事應當引以為戒：一旦手中所握權力沒被制約監督好，就可能成為下一個落馬的“老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