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會期間的3月5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參加他所在的十二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上海代表團審議時強調，希望上海努力走出一條符合特大城市特點和規律的社會治理新路子。

　　特大城市治理在短短的幾天內被習近平再次提及。

　　就在兩會召開前夕，2月25日，習近平在北京市考察工作中，對破解特大城市發展難題談了許多看法，要求北京要做好城市規劃，提高城市管理水平。

　　這些既是對北京的要求，也給全國大城市在發展中如何避免“大城市病”作出了明確的提醒。

　　“中央領導都非常擔憂我國的特大型城市會否過分地膨脹，因為特大型城市的過分膨脹是一個全球通病。”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副部長仇保興在一次公開會議上指出。

　　特大城市具有人口規模龐大且構成復雜，社會階層結構、利益結構和需求結構日趨分化，快速融入全球產業分工鏈條而處于人流、物流與資金流的樞紐位置，城市生產與生活體系、經濟與社會體系間的互適性面臨越來越大的張力，而宜居水平和公眾滿意度未同步提升等共同特征。

　　“從長遠來看，我國建設現代特大城市，不能盲目冒進，單純追求規模擴張，走粗放型發展的道路，而必須充分把握現代特大城市的發展內涵，堅持質量優先。” 中國社科院城市與競爭力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員趙崢對記者指出。

　　多地提出建設特大城市目標：科學規劃要先行

　　伴隨著我國城市化步伐的加快，我國許多城市提出建設特大城市的目標，如合肥、寶雞、宜昌、桂林等地將建設特大城市列入其區域發展規劃。

　　單河北省相關城鎮化規劃就明確提出在2020年將石家莊、唐山、邯鄲、保定、秦皇島、張家口、廊坊、滄州等8個城市建成特大城市。

　　不過“現代特大城市的發展不應該再簡單強調人口的集中，而更加重視城市質量的提升，特別注重高端產業發展和區域創新體系的營造，重視自身在全球城市網絡體系中的地位提升和作用發揮。”趙崢說。

　　從世界范圍看，東京、悉尼、首爾等特大城市對該國經濟貢獻率平均都達到30%以上，而像上海這樣的特大城市顯然不能達到這一目標，更不用說其它經濟相較于北上廣等城市明顯落后的特大城市。

　　盡管首位度還不如東京等城市，但國內特大城市帶來的“城市病”問題卻日益凸顯。

　　“人口增長過快、交通擁堵、大氣污染……這些都是城市快速發展過程中形成的問題，因為這些問題，我們的公共事業基礎服務跟不上，無形當中就帶來各種矛盾。” 1月16日，北京市長王安順在參加北京地方兩會小組討論時說。

　　此前王安順在作北京政府報告中指出，在長期快速發展中，北京積累形成了比較明顯的“城市病”，解決體制性結構性矛盾，緩解發展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問題更為迫切。這是“城市病”首次寫進北京市政府工作報告。

　　縱觀全國，近十年來，一線城市對市政建設投入了巨大的財力，但這些城市的城市規劃、交通設施的建設遠遠跟不上城市化發展速度。業內專家指出，城市結構的不合理造成了交通的擁堵等各種生活的不便利。而這很大程度上是規劃的不科學性和隨意性。

　　就在外界質疑城市規劃屢屢變動之時，從北京兩會傳出消息，為深化和統籌治理“大城市病”做好基礎性工作，北京決定修改城市總體規劃。

　　“政府在制定規劃時，一是要依法，二是要科學。這里的科學是指符合城市化的規律，而且要可行，不僅僅是政府施政的需要，對于企業、社會組織來說也同樣重要。”上海社科院城市與人口研究所所長郁鴻勝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指出。

　　北京市目前執行的是2004版總體規劃。北京市規劃委相關負責人透露，城市總體規劃修改工作2014年將全面啟動，本次修改在工作思路上有較大調整，重點是 改變以往增量式的、保障式的規劃思路，根據城市的資源環境承載能力，反過來提出城市規模的控制目標，重點是對人口規模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