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來越多的調查顯示，在城鎮化的推進過程中，并不是所有的農民都愿意成為“市民”，也不是所有的農民都愿意從瓦房搬進樓房。

　　既然城鎮化強調“以人為本”，這是否意味著城鎮化的前提是尊重農民意見?事實上，近年來，諸多與記者交流的地方執政者也一直在反思城鎮化。他們認為，城鎮化中農村一直在“出血”，農村的資源不斷被城市“抽取”。很大程度上，是農村和農民被城市“城鎮化”。

　　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張玉林20多年來一直研究農村，他近日接受記者專訪，從另一個角度提供了城鎮化推進中的反方向觀察與思考。

　　高城鎮化率不代表現代化

　　記者：在城鎮化的推進過程中，很多地方的百姓并不愿意被城鎮化，他們不愿意成為城市人，住高樓大廈。你怎么看?

　　張玉林：這與推動城鎮化的人群的價值觀缺陷有關。這種缺陷表現為現代化意識形態派生的城市信仰、城市崇拜，也就是認為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和高城鎮化率才是發達、進步的象征或現代化的標志。

　　但是，從本源上講，無論城市還是鄉村，都只是一個聚落、生活空間或社區。對聚落或社區而言，只有是否宜居之分，絕沒有先天性的“城市讓生活更美好”的道理。事實上，城市史的研究表明，人類歷史的大部分時間，恰恰是“城市讓生活更糟糕”。

　　普通農民“不愿意住高樓”是非常自然的現象。因為“高樓”更多地違反了人性，帶來諸多不便(尤其對老年群體)。它只是土地緊缺、空間高度密集的大城市迫不得已的選擇，因此它當然也不代表“發達”或“進步”。

　　農民所需要的不只是“房子”，而是一個較為完整和獨立的“家園”，包括房子，也包括院落，這是他們生產和生活的內在需要。對此官員和學者們沒有理解，或者認識到了卻無視。選擇什么樣的居住地點和居住形態，至少是個人的自由。

　　記者：江蘇某科研機構的一項抽樣調查表明，“要求農民用土地換取在城市定居不是一項好的、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你如何理解?

　　張玉林：就我個人認識而言，它的確不是一項好政策。因為這項政策的著眼點并不是農民的福祉，而是農民的土地。

　　雖然政府強調是用“城市定居”來換取土地，但這種換取可能是一種不等價交換、很大程度上是強制性交換。對農民來說，失去土地意味著從一個小有產者變成了真正的無產者。因為小塊土地雖不能確保農民“致富”，但至少可以保障基本生存，而城市定居之后假如沒有穩定工作，情況可能會變糟。

　　正因為其中的不等價性、強制性和風險性，所以很多農民未必接受，也就影響到其可操作性。當然，如果那些已經在城市站穩了腳跟的農民愿意用土地來交換也未嘗不可，但需要強調的是絕不能強迫。

　　強行城鎮化代價太大

　　記者：你在專著中提出，當前推動城鎮化的機制是“政經一體化”，這如何理解?

　　張玉林：它包含兩層含義。首先是政府自身變成了大開發商，通過推進城鎮化、大拆大建來謀取利益;其次是政府這個大開發商與形形色色的、真正的開發商密切結合，形成了利益共同體或官商同盟，其中也有許多政府官員與開發商個人的“勾結”。

　　這一機制的缺陷及其負面影響，已經被二十多年來的實踐不斷證明。如大量村莊的強制性鏟除，使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無止境擴張，造成了奇高的房價、大規模的“房奴”、大量的“鬼城”，以及諸多群體性事件。

　　記者：農村環境的變化是你多年來的研究重點，我很想知道，為什么要從這個角度研究農村的變化?這是城鎮化帶來的么?

　　張玉林：主要在于農村環境的惡化已經嚴重影響到農民的生存、農業的發展和農村的安定。這首先是工業化(包括農業的工業化)導致的，其次也有城鎮化的影響。而城鎮化——尤其是大城市化——對區域生態環境的負面效應，已經有很多研究證明。城鎮化在很大程度上意味著大量的土地“硬化”和自然喪失，它割裂或疏遠了人與自然的關系，并由此帶來許多社會和文化影響。這方面的問題目前很少受到城鎮化推動者的關注。

　　記者：與日本韓國以及臺灣地區相比，中國大陸的城鎮化有何不同?

　　張玉林：最為突出的一個現實是，日、韓、臺都沒有出現大規模的圈地運動，以及強制推行的“城鎮化”，但中國大陸出現了，至今仍在延續。

　　也就是說，大陸農村的“現代化”進程中權力的主導、干預更加明顯，帶有更顯著的強制性和掠奪性。

　　雖然大陸農村的“現代化”還遠未結束，已經造成的諸多負面影響也還沒有完全顯現，但已經顯現的部分已經足夠令人震驚，它的代價太大，后果不可預期。

　　記者：莫非沒有辦法了?

　　張玉林：破除對“現代化”、“城市化”等現代意識形態的迷信非常重要。這種迷信的危害要比霧霾或“PM2.5”的毒性更大，對此要高度警惕。這意味著中國需要一場“價值回歸”運動，也就是把那些被官員和學者鏟除了的原本珍貴的觀念和規范找回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