霧霾問題的中國難

　　第一、二層次的治理手段本質上是技術解，也就是說只要有技術可行性，就能實現經濟合算，就可以進行大規模的普及，是從行政、經營、技術層面比較容易操控的解法。但可操控并不意味著一定能取得預期的效果。

　　同北京的霧霾可以比對的是上世紀50年代的英國倫敦。但倫敦人口只有800多萬，且周邊沒有源源不斷的人口供應地。而北京有約2000萬人口，整個東部沿海地區有5億多人口。目前中國人的人均能量消費量只有日本的一半、美國的1/4。今后隨著經濟的發展還有繼續增長的趨勢。即使我們把能源效率再提高一倍，中國的能量消費總量和排放總量都不一定會減少。而環境污染最終還是取決于能源的消費總量。

　　所以，中國的問題其實比發達國家的問題要嚴峻得多，發達國家的成功解，并不一定就能成為中國的成功解。

　　習近平主席號召我們重學唯物辯證法，確實是非常重要的。中國問題不能照搬發達國家的模式，并不在于方法的好壞，也不在于中國文化的特殊，而在于量變到質變的關系。中國人口是現在發達國家人口總和的2倍。而在中國的后面，緊跟著的還有印度、東南亞等具有同樣多人口背景的國家。過去發達國家的模式肯定是不適于這些高人口密度國家的。而中國必然或者說必須成為世界未來發展模式的轉折點，否則整個人類都不可能有幸福的未來。

　　霧霾問題的深層原因

　　尋找霧霾的中國解，也可以說是尋找高密度人口國家未來發展模式的一個新起點。因為霧霾讓人們越來越清楚地意識到過去發展道路的危險。

　　中國解在哪里？

　　從中醫思想看中國的環境問題，就會發現環境問題更深層的原因，在于中國東部地區“聚勢太盛”。由于大量人口在這個地區聚集，帶動了財富、產業以及各種資源向這個地區的聚集；而這些聚集又吸引了更多的人向這個地區的進一步的聚集。中醫素有“聚而不散必病”之說。霧霾其實只是這種“必病”狀態的一種表現而已。從這種觀點考慮霧霾問題，就可以發現以節能減排為主體的治理方法實際上還只是一種頭疼治頭的西醫解，也許有效，但不會根治。即使我們今天能治好霧霾，明天又會有更多的人向這個地區聚集，而后天我們又不得不面對更艱難的問題。

　　如何在我們的社會文化中導入一種“散”的機制，才是霧霾問題中國解的關鍵所在。

　　我們為了研究生態修復和人居環境兩立的工程建設方法，在東西部之間走讀了8年，最大的發現就是“生態”與“人氣”的關系。一片土地的生態承載力同季節有關系，生態承載力強的季節也是這個地區能讓人舒適宜居的季節。在這樣的季節中多聚集一些人氣，對這個地區人的生活、地區經濟和生態環境都很有利。反之，這個地區承載力弱的季節也是這里不適宜居住的季節。這樣的季節里，強制人們留下，不僅增加人的無效消耗，生態破壞效應也很大，也就是說一個地區的生態節奏同人的生活直覺其實是不矛盾的。人只要順著自己認為自然舒適的感覺走，自然就能得到生態與人居的雙贏。

　　這真是常識中的常識，但人們為什么不能跟著感覺走呢？

　　每個人都可能有每個人的理由，但如果真是能讓大家有更好生活的話，其實并不是不可能的。動1個人只要命令就可以，動100個人可以用利益，動1萬人需要一個產業，動100萬人需要一種文化，需要一種利益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