圍觀：在上周召開的“兩會”上，惠州市副市長劉冠賢透露，惠州將修復明清古城墻。惠州古城墻現有長度為300米，接下來會修復400米左右，完成后達到700米。自朝京門至文筆塔一帶的古城墻都在本次維修范圍內，將清理古城墻周邊違規建筑，規劃帶狀社區公園，擴大舊城區的公共空間。目前，規劃初稿已經完成，經城市規劃委員會討論后，預計3月份進行公示。

　　說說：這不是惠州官方第一次對古城墻表示感冒。不過，修復古城墻的消息甫一披露，依然在本地引起無數言語的爭論。在官方看來是保護城內殘存古城墻的利好消息，卻遭到很多網友的極力吐槽與反向解讀，有自認洞穿官方伎倆的，說“新一輪打著修復古文明的破壞活動開始了，我要趕緊拍照留念，對那些假古董沒任何興趣”，有無奈提醒前車之鑒的，說“希望不要搞成水東街的樣子，抽空趕緊去看看，晚了就面目全非了”，有想為這些年城市歷史遺跡破壞潮求解的，說“沒有歷史的城市，是因為所有的城市執政者都是這座城市的過客，不是城市的主人”。

　　看得我心驚肉跳，但又不敢全盤否定網友之所言，指稱他們不過是杞人憂天，只好返身歷史的角落，找尋古城墻保護與拆建之間的邏輯，權為今日的紛爭作些注腳。

　　作為防御工事的城墻，是傳統中國都市形態最為顯著的特性。在歷年的戰事沖擊、改朝換代、歲月洗禮及城市擴容中，城墻的毀圮、修繕與重建都是常事，不值得大驚小怪，似乎也沒有哪朝哪代的知府縣令因為修建城墻被指為破壞“古跡”。從清末民初起，革命派和地方士紳對城墻有不同的看法，革命派主張拆城門、毀城墻。杭州、南京、廣州等城市都經歷過這一激進的拆毀城墻階段。那是多種時代因素交合的結果，一方面是體制的更易，城墻被當作皇權的象征而遭到清算，另一方面是西方建城理念的輸入，拆城墻筑環城馬路被普遍認為是打造現代都市的基礎。呼吁保護城墻的少數派，則被奚落為“保守的歷史家和藝術家”。

　　惠州縣城、府城古城墻的衰落史與這一全國性的風潮同步。1925年東征結束后，省城惠州同鄉會聯名呼吁政府盡快拆除府城城墻，以免再次被人割據。幾年后，府城城墻基本上拆完了。史料記載，1935年時縣城城墻南門就被拆去，以便惠平公路通車。1939年劉秉綱任惠陽縣縣長時，成立“拆城委員會”，將縣城城墻大部分拆除。和歸善縣城的城墻一樣，府城城墻大規模拆遷始于1928年惠州成立惠城改良街道委員會和1933年成立拆城委員會之后。城墻被拆后建成今天的環城東路、中山南路南段、長壽路、南門路和環城西路等路段。

　　至少要到“文革”后，城墻的歷史文化價值才被重新認識。1990年，明城墻被定為惠州市市級文保單位，但僅存朝京門至合江門一段，全長500米，墻身中夯實土，外以紅砂巖和表磚砌筑，據考證，此段殘垣，除少量青石條為清代加筑外，大部分磚石為明代遺物，對研究惠州城市的歷史演變、建筑形制和城防體系具有重要的價值。

　　以上所述算是明城墻的前世，而它的今生同樣坎坷。2004年，惠州提出重建明代城墻，即現在的北門公園及朝京門工程。這也是近十年來惠州官方第一次對明城墻的修復表示出興趣。不過，次年，在康帝酒店施工的同時，一段近200米的明城墻被施工隊拆毀，成為惠州人心中永久的痛。當時，坊間說是康帝酒店故意挖的，文管部門說是水利部門擅自挖的，水利部門說是經市政府同意后才動手的。這一起無頭公案的結果是，康帝酒店卸去古城墻的景觀阻擋，成為一覽江景湖景的大酒店，而惠州人對官方關愛古城墻的用心從此多了一份謹慎和敏感。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這就是惠州官方十年后重提修復明城墻仍然引發網友爭議的原因。按理說，今年是惠州沖擊國家歷史文化名城稱號的關鍵之年，政府絕不敢再做些掛羊頭賣狗肉的事，但怕就怕政府的文保邏輯存在問題：當它說要修舊如舊、還原歷史的時候，實際上做的是大拆大建、以假亂真。這對文物的破壞才是最致命的。

　　對惠州明城墻的修復和保護，有兩條路徑：一是嚴格維持現狀，不使其遭受新的破壞，同時必須謹慎對待重新修復的動議，絕不能搞成假古董。二是純粹的保留現狀已經難以抵御自然因素的侵蝕、人為力量的破壞，應該啟動修復，作為保護古城風貌的重要舉措，修復才是最好的保護。我本人認同后者，但對政府的修復誠意、理念和水準同樣不抱信心。因此，希望3月份公示的明城墻修復規劃能夠充分尊重和吸納民意，尤其是保守的文化保育主義者的意見，切忌一意孤行，像水東街一樣破壞了再來收拾殘局。

　　須知每一座城市的遺跡和風貌都是獨一無二的，拆毀了就永遠失去了這段歷史文化的真實記憶，不像拍電影可以一次次N 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