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頭銀發、溫文儒雅，記者面前的全球城市規劃界泰斗劉太格先生，顯得平易近人、神采奕奕。

　　城鎮化是中國實現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的重點之一，也是擴大內需的最大潛力所在。遠在新加坡的劉太格十分關心中國的城鎮化發展，對其中的一些問題也直言不諱。

　　劉太格說，現在許多地方政府喜歡做形象工程，但沒有一個完善的體系把此類形象工程囊括在內，多數是將其擺錯了位置。“不客氣地講，我覺得現在很多城市就是一座建筑的‘雜貨店’。我們應該把城市布局完善，再有選擇地做少數亮點的工程，而其它多數的建筑應該做成背景式的建筑”。

　　在劉太格眼里，交通規劃不合理也是許多城市的通病。他說，現在很多城市都流行建高架橋，這并不是一個好東西，相反，高架橋過多其實是城市規劃不十分科學的印證，因為沒有規劃好，才需要這么多的高架橋。

　　如何從制度上來引導，增強中小城市的吸引力？劉太格認為，在規劃層面，首先應編制出主要城市群發展大綱，協調規劃各個大城市及其輻射的中小城市(鎮)的環境負載力、人口承載力、產業布局。相應的，公共資源不能過度支持大城市，國家和省級在資金配置、財稅政策、金融信貸、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面應向中小城市、城鎮傾斜，提高就業能力和人口聚集力。

　　人物名片

　　劉太格曾任新加坡建屋發展局局長(1979年－1989年)，新加坡市區重建局局長與總規劃師(1989年－1992年)，期間完成了新加坡概念圖的調整方案，被稱為“新加坡規劃之父”。他也是全球城市規劃界的泰斗。在中國，劉太格是佛山市、珠海市、北京市、天津市、山東省等地的規劃顧問，2008年北京奧運會設施規劃評審委員會主席，都江堰地震災后重建規劃方案評審委員會主席。

　　高密度城市也可以交通順暢

　　談城市規劃

　　在任何一個城市拿一塊地，如果找歐美人士來看，他們首先想到的一定是生活環境，因為他們沒有快速發展的壓力。而如果是亞洲人，他們首先想到的一定是利潤，怎樣盡可能取得最高的利益

　　記者：中國有很多人到新加坡學習城市規劃和管理經驗，在你看來，新加坡有哪些做法值得參考？

　　劉太格：以規劃為例，新加坡政府承擔了很大的責任，把規劃做得很細，甚至對每個地塊的紅線、容積率等等進行高度控制。這種做法和西方、中國都不同。

　　按照西方的理念，政府承擔這么重大的責任、把地塊規劃做得這么細，就是不民主。在西方，每個項目都要協商立場，他們甚至根本不同意要有規劃。英國的撒切爾夫人曾在上任時取消了所有的規劃，當然現在又恢復了，因為他們發現，沒有規劃就沒有辦法控制環境、沒有辦法將城市梳理得比較協調和高效率。

　　我做過一個比喻，在任何一個城市拿一塊地，如果找歐美人士來看，他們首先想到的一定是生活環境，因為他們沒有快速發展的壓力。而如果是亞洲人，他們首先想到的一定是利潤，怎樣盡可能取得最高的利益。新加坡是亞洲城市，在這方面是一樣的，但新加坡又有所不同，規劃師把規劃做得很細，盡量不留爭議的余地。但一個規劃局怎么能夠把所有的事情都想那么細？不可能盡善盡美。所以新加坡的做法是每五年一小改，十年一大改。每個項目在報批的時候都可以提出規劃方案的調整，不過能否調整不是一個人決定的，而是要通過一個委員會來決定。

　　比較明顯的例子就是新加坡的中央商務區，它是從1974年開始建，一直到現在還有新的建筑在建設。除非這個建筑是高水平的、重要的、付得起地價的，否則不能進入，有人擔心這會不會影響發展的速度？答案是不會，因為做全市規劃時，規劃有幾十個不同等級的商業中心，這邊進不來可以到另外的地方去。我們保持中央商務區的高檔次，檔次不高的要到其它地方去——這也保證了發展的速度。這說明一些看似不可能做到的事我們做到了：初期的快速發展，和長期的系統化發展。我們有了方案之后更是嚴格控制執行的，而且速度一點不放慢，其中的關鍵是做成一個好的規劃。

　　記者：在你看來，相比亞洲的其他國家，新加坡規劃方面還有哪些不同之處？

　　劉太格：新加坡給人比較深刻的印象就是花園城市，其實花園城市是成本很低的形象工程，種樹比蓋房便宜很多嘛。我經常跟他們補充一句話，我們這里為什么能成為一個花園城市，主要是我們只種樹和草，種花是成本很高的，要是再加上亭臺樓閣、假山等，成本就更高了。

　　來過新加坡的人會發現這里的交通很順暢，給人的啟示是一個高密度的城市同樣是可以把交通搞好的。

　　另外，我們對整個市容的規劃和設計的要求做得比較精細。不過，不要為了精細而忘記一個很重要的東西，那就是整個城市宏觀的理念要抓準，如果這個宏觀的理念沒有抓準，你做得再精細，也不可能把事情做好。中國有句話說，要膽大心細，謀定而后動。我過去當局長的時候，我做方案的期限是一百年，因為在新加坡，地方非常小，一定要做一個遠期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