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里人”在大城市生活，曾讓“鄉下人”羨慕不已。

　　當國門為國人打開的時候，許多農村人都懷揣著夢想，伴隨著改革開放的春風，邁進一度向往的“幸福樂園”。但當歷史跨向全新的時代，“新城鎮化”的美好藍圖和愿景，卻魔幻般幾成“逆城市化”的鄉愁。

　　近來出版的《中國城市化：危機與對策》一書，無疑是有關城鎮化思考的另類解讀。郭志族、郭京龍主編獨劈新徑，致讀者于豁然開朗的清新境界。作者分析了眾所周知的城市化問題，還提出了更加深入、更高層次的問題，凸顯出可貴的思想稟承與治學態度。

　　恰如著名學者龐中英所言：“該書提及了許是最基本卻最易忽略的關于中國城市化的政治學問題：‘誰的城市’，也即，中國的城市化到底是誰的城市化？”難能可貴的是，作者不僅提出和敘述問題而且回答問題，即作者所說的‘中國城市化危機’的對策”。

　　在過往的現代化發展過程中，我們也怕犯西方工業化式的錯誤。特別是美國地理學家波恩提出的“逆城市化”現象——當“城市化”發展到一定階段后，基于諸多因素導致的“城市病”不可化解時，城市發展則反向郊區或農村轉移，這種現象又被專家譽為“逆城市化”鄉愁。有意思的是來自農村的訴求是，一種始終在成長的“新城鎮化”理想，則呈現一種粗放式擴張發展態勢，這種對沖式相向發展的特殊局面，又如悖論式的宿命讓人糾結于心。

　　作者倒不回避“逆城市化”現象，反而覺得給城鎮化發展創造了空間。但在這個自然轉換過程中，卻要防范“偽城鎮化”現象發生——由政府主觀決定、主導城鎮化進程和方向，農民們則“扛鋤頭上樓、陽臺上養豬”，忽略了產業升級、就業安置等因素，加之社會福利體系不夠健全，國民最低生存目標難以實現，自然導致了市民變游民的偽城鎮化。

　　特別是近年來的政府投資拉動，因為與市場銜接不夠自然，未能從源頭上拉動內需，而且邊際效應凸顯，后續動作乏力，制約了經濟活力和社會創新力，甚至造成許多匪夷所思的“城市病”。難怪農民企業家孫大午一針見血地說：城鎮化就是“讓農村發展企業化、農村經濟市場化、農村農民居民化、農村建設城鎮化，以工業化為前提和基礎，全方位促成經濟社會良性運轉，完成真正的大中小合理布局的城市化”，而不是老計劃思維下的“理想國”。

　　值得提及的是作者對人本身的眷注：“城市化，首先是人的城市化”，這是城市和制度文明的重要標志。事實上，不論是本書言及的“城市化”，還是現在推行的“城鎮化”，都必須面對這一問題，尤其是城鄉戶籍制度的待遇落差，甚或成為國民們長期的心理隱痛。如此將誤導中國城鎮化的政策選擇，使得中國的城鎮化走上“GDP邪路”，甚至成為不顧產業現實、缺失身份平等觀念的盲目“造城”運動，最終使得中國的城鎮化成為“夾生”的城鎮化。

　　該書有針對性地指出中國城市化進程中存在的相關社會問題，并較好地解答了這些令人困惑已久的社會課題，值得所有對中國未來社會發展感興趣者一閱。而如何順應市場化規律、科學推進城鎮化建設，卻是一個沒有軌道可循的新命題。不久前召開的全國城鎮化會議與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無疑為這一命題提供了可借鑒的思路與方向。

　　2014年，注定成為中國改革關鍵年，也將注定成為新型城鎮化元年。但愿各地漸次展開的新型城鎮化建設，能使新的城鎮文明有山有水有鄉愁，成為人類城市進程歷史上最浪漫，最成功的范例，而不是一次“玩得就是心跳”式的資源“豪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