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及如何協調文化遺產保護與人居環境之間的矛盾，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副院長杭侃教授不贊成用“矛盾”這個詞來描述文化遺產保護與人居環境，他反問道，在日本，為何古代的和現代的建筑能夠共存，而并不讓人覺得它們之間存在矛盾。對于日本古代與現代建筑能共生的情況，杭侃認為原因有兩點，第一，日本重視村鎮或者聚落的有機更新；第二，日本重視人的訴求。他稱，實際上不僅僅日本是這種情況，其他一些世界遺產地也是如此，如肯尼亞的拉穆群島就非常原生態，屎尿遍地，人畜都在一起，但他們能與自然環境人文建筑和諧共存，拉穆群島的建筑保護得也很好。

　　有鑒于此，杭侃一直主張城市應保持自然的更新，村落也應自然的更新。他稱，這種更新反對騰空原住民，然后借著所謂整治進行的一系列人為干預的做法，表面看好象是整治好了，實際上這不是一種有機的更新，而是一種強烈的介入。對于城市和古村落自然更新的問題，杭侃認為，一方面，我們在理念上面需要有所更新，另一方面，在實際當中要做出一些比較好的案例共大家借鑒。

　　對于地方官來說，為官一任，造福一方，出政績是很正常的，但核心問題是什么樣的政績是最有意義的。杭侃介紹，有些地方只要一公布為遺產地，就把居民給騰出來，遷到另外的地方，這樣遺產地就無法做到自然的更新。那么如何做才能達到有機的更新呢？杭侃稱，在一個大環境中，有些建筑看起來確實很唐突，但我們能不能這樣做呢，比如說一座建筑是四層的，與周邊環境確實存在比較大的不協調感，能不拆盡量不拆，能少拆盡量少拆，比如我們能不能把改成兩層？加以改造，使它與周邊環境盡量協調。，另外，對于這些原住民，當地有關部門能不能組織專業的培訓，讓他們能自然融入文化遺產保護的工作中，主動改變當地的產業結構，把這些原住民的一部分變成三產人員，原住民還是在這一大環境中，未被剝離出去。不要一提起文化遺產保護與人居環境，我們就覺得存在沖突，不要主觀地為遺產保護設置障礙。

　　對于這一問題，天津大學建筑學院黨委書記、博士生導師張玉坤教授也認為文化遺產保護和城市的可持續發展之間本身是不存在矛盾的，這些所謂的矛盾都是人為制造的。他認為一個城市應有文化遺產，應把文化遺產留住，應把文化遺產利用好。如果一個城市沒有文化遺產，就像那些找不到自己父母的孩子，不知道自己的爹娘是誰一樣，找不到自己父母的孩子，他的感受如何，可想而知。張玉坤稱，我們的文化遺產就是我們的父母，就是我們的祖先，因為它是文化的承載體。對于這一文化承載體，我們不主動地去接納它，反而認為它與城市發展、經濟發展是對立的關系，這種想法是不對的。張玉坤認為，城市的發展和經濟發展應該主動地接納文化遺產，而不是排斥它，認為它擋我們的路；一旦文化遺產遭遇城市修路，就要把文化遺產推掉，一旦文化遺產遭遇城市開發，就要把文化鏟除。我們不應該這樣對待文化遺產，我們應該把文化遺產留住。現在在建的東西全是新東西，我們的祖先在哪？找不著了，那這個環境還有什么意思呢。

　　張玉坤認為文化遺產保護和城市可持續發展之間所謂的對立和矛盾，不是必然的現象，而是我們認識方面的問題，人為地將它們擺在對立的兩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