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枝五針松孫英寶繪

　　這段時間，三年一度的植物科學繪畫國際展覽會正在美國匹茲堡市舉行，植物科學畫畫師孫英寶是受邀參加的兩名中國畫師之一。但他卻籌不出路費，“單位也不怎么支持”。

　　他只是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的一名“臨時工”。在這里畫了16年，卻畫不來一個正式編制。他的“繪圖作坊”，就在植物所標本館的一棟側樓里。

　　植物科學畫，經常被稱作“植物寫真”。就像給植物拍身份證的標準照片，它要求精確地反映植株和器官的形態特征，又要求很強的藝術性。“每當發現了植物新種，都要為它繪制標準圖像。”中國科學院院士、植物分類學專家王文采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

　　但是，這個在西方發展了300多年的畫種，在中國只發展了四代，不到一個世紀，“就快要絕種了”。中國植物科學畫第二代畫師、89歲高齡的馮晉庸老先生談起這個問題，有些激動，“老畫師們退的退，死的死，現在全國剩下繪圖師已經寥寥無幾”。

　　一支繪圖鋼筆可以勝過幾千萬像素的單反相機

　　孫英寶和另外兩個研究員“蝸”在同一間辦公室里。屋子四周的書柜上，擺滿了《中國植物志》、《中國高等植物圖鑒》、《手繪瀕危植物》等大部頭，其中不少植物插圖，出自孫英寶之手。

　　他的桌子上，放著一臺顯微鏡、一根兒鉛筆，兩盒墨粉，幾支用來繪圖的小鋼筆，旁邊的架子上擺放一摞半透明的硫酸紙。“這差不多是我所有的繪圖工具。”他對記者表示。包括周末假期在內的大多數時間里，孫英寶都是和這些繪圖工具一起度過。

　　竹制筆筒里插著的繪圖小鋼筆是孫英寶的寶貝。這種筆有點像西方的羽毛筆，蘸了墨汁即可進行繪圖。筆尖輕蘸墨水，僅需微薄一層，他大拇指微轉筆桿，變換筆尖方向，也控制著筆尖力度，植物修長的線條、堅硬的倒刺、柔軟的纖毛，紛紛在筆尖呈現。

　　孫英寶多數時候對著標本畫。畫廣泛分布我國南方的樓梯草，得用鉛筆先勾勒出來，上墨時再用繪圖特制的小鋼筆勾勒一次。“科學繪圖是個精細活兒。”像處理樓梯草，得處理5處細節，比如，葉片上的每一根絨毛都不能錯位，華亭上的每一處褶皺都不能消除。

　　“細節是折磨人的事兒。”孫英寶咂么了一下牙花。有時候，他得取來植物的一部分，放到顯微鏡下解剖，然后畫出植株的花序、雄蕊苞片、不具花的莖，甚至莖上的絨毛。

　　即便是普通的仙人掌，每棵刺的角度都不同。得找刺的規律，看刺的排列順序，解剖開一叢刺看它與基部怎么結合，甚至還要把刺一根根數出來。“有時候覺得眼睛都要畫瞎了。”長時間專注這些細微的東西，抬頭看別處，眼前到處蹦跳著各種絨毛和細刺。

　　到了上墨，精細活兒立馬變成了“粗活”。兌墨水，揮刀片，輕輕一刮，遠比畫線條省事多了。孫英寶辦公室里的大部頭中的科學畫，多是黑白圖，到了上個世紀80年代，彩色植物科學畫才出現。

　　“根據干標本也必須靠想象畫出立體感，不能畫扁的。”馮晉庸說。老一輩的繪圖師經常去野外，和植物學者一起，找植物，認活的，“才能對植物有更直觀的體驗”。

　　以前畫彩色的油茶花，馮晉庸白天扛著行李上山采標本，餓了啃口干饅頭，渴了喝口山泉水，晚上睡在茅屋里，借著油燈的亮光分析葉子、花朵的結構特征。如果一天畫不完，花蔫了，還得回去重新采。

　　不像孫英寶等年輕的畫師喜歡用鋼筆繪畫，馮晉庸更習慣用十來根毫毛制作而成的小毛筆。他曾花兩天的時間來畫松針，提著筆畫每一條線的時候連氣都不敢喘一口，并且每根松針的兩筆還要分出陰陽面。

　　其實，早在我國古代本草研究時期，就可以看到植物科學畫的雛形了。宋代蘇頌等編撰的《本草圖經》，明代李時珍的《本草綱目》、清朝吳其的《植物名實圖考》，都用毛筆以白描的形式，繪制出了植物圖像，便于人們識別和利用植物。

　　但比起發軔于地理大發現時期的近代植物科學繪畫，中國古人的圖譜相對寫意，可信度和準確性明顯不足。

　　“其實國外沒有（植物科學畫）這個學科，”王文采院士的學生、分類學專家傅德志告訴記者，“國外沒有專門繪植物畫的人，在國外這都是畫家的事兒。”當時隨著歐洲人不斷探索新的世界，探險家、科學家、畫家聯手，以忠實記錄的方式描繪新發現的物種。早在200年前，西方植物繪畫的作品數量就已達到頂峰，而在中國，直到19世紀才出現真正意義的科學繪畫。

　　“科學畫是以科學性為美學特征”，孫英寶介紹說，“首先不見得要漂亮，必須要和植株一模一樣。”在一張植物科學繪圖上，常常還配有很多小圖，用以表現出植株各方面的特征，如果實的縱剖面、花蕊的長短分布等。

　　在這位個子不高，留著平頭的繪圖師看來，一支繪圖鋼筆可以勝過幾千萬像素的單反相機。相機只能捕捉植物生長過程中的一個片段，而把發芽期、花期等不同時期的特征擺在一起，同時要把植物的剛毛、柔毛、絹毛等不同細節描繪出來，都得靠筆“畫”出來。

　　“相機拍的是機械圖，而繪畫的是對植物的認識，傳遞更多的科學信息。”孫英寶如此理解。師承中國植物科學畫奠基人馮澄如的繪圖師馮晉庸則指出，相機對植株的記錄，不一定能把科學的角度都找出來，缺少科學化和細致的表達力。

　　而在畫師張瑜看來，科學繪圖還有一個相機無法比擬的功能：科學畫可以將小到分子，大到特殊生態系統展現在人們面前。

　　這位在《博物》雜志任插圖編輯的科學畫畫師，在其繪制的一幅“池塘生態系統”的特征圖中，從水底的生物，到水面上的蘆葦和動物，以及天上飛禽，全部通過一個橫切面展現出來。“如果拿相機去照，無論如何達不到那效果。”

　　幾百幅科學畫賣不過一幅國畫

　　但是張瑜坦言，這樣一幅費時數周的生境圖，稿酬卻很有限。“一般也就二三百塊。”張瑜有些無奈，“市場上基本就這個價。”

　　這也是其他植物科學畫師遇到的問題。孫英寶每張圖的稿費平均200元錢左右。有時候一張圖從查資料、到構思、再到繪圖上墨，要耗時兩三天甚至更長的時間。“繪制發現的植物新種稿費一般會高些，有的能到500塊。”

　　相比起來，西北師范大學生命科學院的科學繪圖師白建魯的付出顯得更加廉價。他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自己幫別人畫一張科學圖也就幾十元錢。這位馮晉庸的關門弟子、畫了32年科學圖的畫師，可能是甘肅省僅有的一位科學畫師。

　　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位于廣州的華南植物研究所。劉運笑是該所唯一一位植物科學畫師。從2000年工作至今，她見到一批批來所里繪圖的年輕人因為工資太低而走掉。如今，她曾經的同事有的當了大老板，有的轉行做圖片設計也收入不低，只有她現在還是“月光族”。

　　但是在國外，植物繪圖的行情卻是另外一番景象。據傅德志介紹，在國外，這種畫都是按藝術品來出售，幾百上千美元的都有。

　　1992年，南非埃菲德拉美術館舉辦世界植物藝術畫展，馮晉庸的《浙江紅花油茶》被選為大展唯一招貼畫。隨后，該畫被一位收藏家買走，出價是1600美元。馮晉庸本人倒也沒有遺憾：“現在時代不一樣，畫家的畫多值錢，植物畫畫出來給誰啊，沒人看。”

　　如今，馮晉庸自20年前畫完最后一幅植物科學畫，將它鎖進書桌的一個大抽屜里后，再也沒有拿起過繪圖用的小毛筆。他現在畫的最多的是國畫，有時三四個小時就能完成一幅。作為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中科院美術協會主席的他，如今的國畫作品市場行情在專業人士看來，數萬元一平方尺—可以抵得上幾百幅植物科學畫—但他從來沒賣過。

　　馮晉庸是馮澄如先生的得意門生，也是馮澄如1943年創辦的“江南美專”走出的中國第一批科學繪圖師。早在19世紀中葉，西方商人和傳教士的不斷東來，使得近代植物學知識傳入中國，其中也包括植物科學畫。

　　1957年,馮澄如編寫出版了《生物繪圖法》，是中國第一本生物科學繪畫專著。第二年，他的弟子馮晉庸，和劉春榮、張榮厚等老一輩科學畫師在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舉辦“植物科學畫訓練班”，為《中國植物志》、《中國高等植物圖鑒》和各地方志書等著作的編寫，培養了20多名學生。

　　“這是中國第三代植物科學畫師，”孫英寶掰著手指頭數了一下，“我算是第四代。”據他了解，因為《中國植物志》的編制，植物科學畫迎來了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繁榮期。

　　他給出了這樣一個數據：《中國植物志》是世界上最大型、種類最豐富的一部巨著。該書基于全國80余家科研教學單位的312位作者和164位繪圖人員，花45年編撰才得以最終完成，并榮獲2010年的國家自然科學一等獎。“當時光北京植物所的畫師就有20幾人。”孫英寶說。

　　沒有項目就帶不了繪圖師

　　但是，《中國植物志》也是科學繪畫的轉折點。“《中國植物志》是個大項目，能帶不少人”，編撰者之一的傅德志說，“沒這個項目，也就帶不了那么多繪圖師了。”

　　“40年了，植物科學畫的使命已經完成了。”中科院植物所老一輩繪圖師張泰利感慨道?！吨袊参镏尽返耐瓿?，她這一代繪圖師大多也到了退休的年紀。

　　如今，全國還在專職從事這個職業的人不到10位。像昆明植物所之前的繪圖組也早已解散，主任曾孝濂退休后改畫藝術畫，并設計郵票，畫師楊建昆則轉行做起了民族植物志研究。

　　“我們快要絕種了。”孫英寶多次面對媒體如此感嘆。2007年，他準備要走，因為覺得“植物分類學和植物科學畫，尤其植物科學畫沒有地位不被人重視”。傅德志的一再勸說，才挽留住這位稀缺的畫師。

　　但植物所的科學繪圖師依然處于緊缺狀態。標本館陳又生研究員主編的《泛喜馬拉雅植物志》的菊科部分，目前文字部分已經完成七八成，但是“就卡在了植物科學圖上”，有時不得不請人幫忙繪圖。

　　白建魯跟著馮晉庸學成回到甘肅，還兼畫動物、昆蟲、人體、化學，用他自己的話講就是“一通百通”。但他自己清楚，“在甘肅，科學繪圖師太稀缺了”。正在編撰的《甘肅植物志》出了前兩卷，后面的六卷都進展緩慢，“主要還是圖”。

　　傅德志告訴記者，根據最新數據，中國統計整理出的植物總數有43641種，是世界植物種類最多的國家。而《中國植物志》收錄的植物只有3萬多種。有人提出了“后植物志時代”的概念，馮晉庸聽了連連默念：“又有點希望了，又有點希望了”。而二十幾年前剛退休的時候，馮晉庸本有出一本個人科學繪圖專著的打算，但看到這一行業的急劇衰落便泄了氣。

　　王文采院士看起來倒不怎么興奮。“在國外，植物標本的采集已經很全面了，而我國疆域太大了，采集空白區還有很多。”在他看來，進行標本采集是一道不小的坎兒，邁過這道坎兒的關鍵，在于“領導重視”。

　　他對植物科學畫的現狀也憂心忡忡。“法規規定，發現新種，最好有圖，不然不被承認。”今年到現在，王文采發現的樓梯草新種就有20多種，每一種都會讓孫英寶完成繪制，才能將發現新種的論文發表。

　　“有圖就可以鑒定標本了，很好的圖能夠很好地了解。”王文采指著論文插圖告訴記者，只是一些花序的差別，就是一個新物種，通過科學繪圖可以一目了然。

　　事實上，植物科學畫的衰落和王文采院士研究的植物分類學的衰落有很大關系。早在3年前，他就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分類學同樣面臨后繼無人的尷尬。”反過來，在孫英寶看來，植物科學畫面臨的困境，也會影響分類學的發展，“至少讓這個學科變得更枯燥了”。

　　曾經有浙江美院的學生來跟馮晉庸學科學畫，但是畫著畫著就沒了興致。“又不能賣，也沒錢，屁股坐不下來，年輕人他就不干。”馮晉庸的夫人，同樣是畫了一輩子科學畫的許梅娟說。

　　幾年前，孫英寶按照《中國植物志》第一卷后面繪圖人員名單，列了一個長長的表格，試圖聯系所有健在的植物科學畫畫師，并準備開個研討會。但讓他失望的是，大多都已聯系不上。

　　一次偶然的機會，他托人去拜訪馮晉庸的同門師兄、馮澄如之子馮貴元。老爺子退休后在家養起了鳥，一提到植物科學畫，老爺子立馬板起了臉：“什么畫？早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