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經過與外國專家探討，以“天地之中”命名這組建筑群，有效利用了嵩山作為上古中國“天地中心”的地位，以“古代中國的世界觀”贏得了世界遺產委員會專家的一致認可。

　　另一個例子是藏羌碉樓、村寨以及哈尼梯田，被提煉為“人類的堅韌精神與能力”。

　　郭旃認為，“世界遺產”的引入，使中國人與世界通行的文化觀接軌，從觀念上認識文物的終極含義。而世界也通過這種渠道更好地觀察中國、了解中國。這對于希望外部世界接受自己價值觀、世界觀的中國來說，尤為重要。

　　最近20多年間，中國文保界一直以世界遺產的引領方向為重要參照系。

　　比如，當中國討論文物保護是否該包含一部分非物質文化遺產時，世界遺產已經用“文化景觀”來統籌保護物質與非物質文化遺產。

　　當中國文保人士抗議對歷史文化名城的大拆重建之時，世界遺產研究領域又提出了“歷史城市景觀”的概念和保護模式。

　　中國的文保事業因世界遺產的引入而得到了極大推動推動的另一面，即是沖擊。

　　比如有關歷史遺存的“原真性”與“重建”，已經蔓延成為一個社會話題。

　　另一個重大爭論是，是否要用“文化遺產”取代“文物”這一傳統稱謂，“探討已不止于激烈，而且是很牽動感情了。”郭旃說。

　　與之相比，地方政府則因世界遺產而大大受益。從華北平原到西南邊陲，都有被世界遺產改變命運的例子。

　　在1997年列入《世界遺產名錄》之前，山西平遙的三處主要文物點：雙林寺、鎮國寺、平遙城墻，一年的門票收入是18萬元左右。1998年，這個數字躥升至400多萬元；1999年是700多萬元。從1997年開始的兩三年內，原來沒有公共汽車的平遙城先后開通了9條公交線路，經停的火車從13對增加到26對。

　　郭旃告訴《瞭望東方周刊》，當年啟動申遺時，平遙當地老百姓并不理解，乃至有抵觸情緒和行為。

　　另一個例子是麗江。在申遺成功前，當地財政收入幾乎無法支付公務員工資。而2011年，麗江從旅游收入中獲得的古城維護費就達到2.7億元。

　　世界遺產改變城市命運的案例不僅發生在中國。位于尼泊爾首都加德滿都的巴克塔普爾王宮，在列入世界遺產后得到了德國人的幫助修繕，最終使這一城區的道路、排水等都煥然一新。

　　“外事外辦、內事內辦”

　　雖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但郭旃認為中國的申遺還很難與國際規則接軌。特別是在改革開放30多年之后，中國人似乎還是“不懂外國人的心”。用他的話說，必須要“外事外辦、內事內辦”。

　　在公開場合會見外國專家，中方官員常會說，特別感謝對方為中國所作的貢獻。這種中國常見的客套往往會讓對方十分難堪：作為參與評選的專家，可能因此被批評有所偏向。

　　一些官員對于世界遺產的作用和影響還缺乏真切的認識。對于布達拉宮申遺，曾有人提出不同意見。而事實證明，成功的保護使它成為中國在西藏問題上的加分項。

　　另一個較早的例子是，法國雪鐵龍汽車曾計劃把車開到長城上拍廣告。雖然他們特別提出在一段廢墟上拍攝，以避免損害“真正的長城”，但是仍被文保部門拒絕。

　　后來一位領導正好去那里視察，當地干部匯報說，改革開放形勢大好，連雪鐵龍都要來這里搞合作，并提到在已經坍塌的長城廢墟上拍廣告。最終領導同意了拍攝計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