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瘋狂的時代，也是一個需要反思的時代。

　　目前，發達國家城鎮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都在70%以上，有的國家已經超過了90%。中國的城鎮化也已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發展階段。據十八大報告預計，到2020年，中國實際城鎮化率將超過60%。

　　中國城鎮化的列車正在高速行駛，城鎮化帶來的多種正面效應正在日益顯現，但城鎮化導致的負面作用也在加速累積。

　　國家總理李克強就任后啟動了新一輪城鎮化戰略。可以預見，中國的城鎮化又將開始一個新的征程。站在這個時間節點上，我們有必要對城鎮化進行梳理和反思。

　　1. 城進村退

　　城鎮化所到之處，鄉村保留幾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特色，被急速抹去，這種差異性最終只剩下單調的一致性。最終的結果是，我們無法擺脫“城市”，鄉村只成為了記憶。

　　湖北省京山縣徐楊村，九成青壯年外出打工，全村戶籍人口200多人，實際上常年在村里生活的，只有不足百人，大都是老弱病殘幼。

　　兒女在外打工，老人獨守鄉村，留守兒童沒有了父母在身邊的體貼與呵護。村子缺少產業帶動逐漸凋敝，環境保護堪憂……

　　這是如今很多農村的真實寫照。

　　在城鎮化高歌猛進的同時，大量農村正在無可救藥地迅速衰落。

　　同時，城郊結合部的大量鄉村，被城鎮化的浪潮席卷，諸多特色民居被一棟棟格式統一的高樓大廈替代;鄉村的淡雅、寧靜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燈紅酒綠、喧囂與熱鬧。

　　城鎮化所到之處，鄉村保留幾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特色，被急速抹去，這種差異性最終只剩下單調的一致性。最終的結果是，我們走到哪里都覺得似曾相識，都無法擺脫“城市”，鄉村只成為了記憶。

　　新中國成立，一直到1978年改革開放之前的29年里，中國的城市化率僅僅從1949年的10.64%上升到1978年的17.92%，城市化進程非常緩慢。

　　這一時期的城市化中：政府是城市化動力機制的主體，城市對非農業勞動力的吸納能力很低，有著鮮明的計劃經濟體制色彩。

　　1978年改革開放后，中國的城市化進程明顯加快，城市化率從1978年的17.92%上升到1992年的27.63%，平均每年約提高0.7個百分點，相當于改革開放前的3倍。

　　改革開放以來，政府主導的城市化模式逐漸被制度安排和投資引導的方式所取代，傳統體制與市場調節機制并存。

　　于是，高樓大廈拔地而起，大量人口在城市生活居住了下來，城鎮數量和規模都有一定程度的增長。

　　城鎮化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時期必然出現的現象，也是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在某種程度上，城鎮化承擔著拉動內需的重要使命——未來中國的內需新動力(310328,基金吧)將來自潛在的農村人口，城鎮化勢必釋放大量內需。

　　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部主任張占斌教授認為，十八大后，城鎮化被賦予了更多的意義，上升為黨的意志和國家意志。

　　遺憾的是，中國正在狂飆突進的城鎮化，也帶來了諸多問題。

　　2. 日益加劇的“二元”格局

　　過去三十年，中小城市沒有大城市發展得快，不是因為政策錯了，而是由于配套措施沒有到位。

　　“我這次回了一趟老家，鄉親們反映醫療水平始終跟不上來，拔個牙還反反復復拔了好多次，而且還是熟人都這樣。廣州雖然人多，但醫療水平發達得多。”一位在廣州某統戰部門工作的市民在私下和記者聊天時感概。

　　建國以來，中國政府一直施行資源向城市傾斜的政策，這造成了影響中國社會格局

　　的“城鄉二元”結構，導致城鄉之間的巨大差距;改革開放以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一直試圖縮小城鄉差距，消除“二元”結構，但事實上，在很多地方，區域中心城市與周邊縣、鄉之間的差距卻日益加大——大城市繼續在膨脹，因為聚集了比較多的優質公共資源，而中小城市、小城鎮的基礎設施建設、發展等卻受到了限制。

　　事實上，每一輪基礎投資建設和政策扶持，必然首先落住于城市。以北京為例，2008年奧運會期間，北京開展了以軌道交通為重點的交通網絡建設，綠化面積及綠化整治工作也加快了進度。與此同時，22個城中村、60個城市邊角地、五環內102個行政村整治項目也加快了實施進度。北京居民們或多或少地也在這一進程中得益。

　　城市具有極大的資源吸附效應。產業資源、人力資源乃至政策資源都像溪水一般流入“洼地”。

　　與此同時，較高的收入也是吸引人們涌向城市的原因。歷史經驗表明，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居民收入水平，往往與該國或地區的城鎮化率成正比。居民收入水平較高的發達國家，城鎮化率一般達到80%。

　　許多學者會以我國過去三十年直轄市和大城市的人口增長速度，比中小城市快得多這一城市發展的實際結果，來證明那種控制特大城市和大城市規模而鼓勵中小城市和中小城鎮發展的道路是失敗的。但是這種簡單化的證明是站不住腳的，因為人口向城市的集中是為了獲得良好和豐富的工作機會、教育機會、醫療資源、文化娛樂設施。

　　過去的三十年中，大量優質教育、醫療、文化資源被集中到直轄市和省會城市等中心城市，為了獲得這些資源，社會精英們當然要想盡辦法進入這些城市。

　　在行政等級和權力高度集中的體制下，原本草根的企業也被每個上一級政府以更大的優惠政策吸引到更大的城市，而很多地方政府又利用廉價的得到補貼的工業用地，來留住其實不應該再留在大城市的低端制造業。所有這一切導致北京、上海和所有省會等中心城市的急速膨脹。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社會部副部長貢森在專訪中提到，2011年北京市每千人擁有衛生人員數14.2，全國平均水平則是4.6。另據報道，北京市2012年在公共交通公用事業上的補貼就高達170億，以2000萬常住人口算，人均一年補貼850元。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什么有這么多人拼命往北京擠了。

　　大約十年前，意大利特倫托大學博士(Universita" degli Studi di Trento)、美國美利堅大學國際關系學院(The American University，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ervice)博士后，浙江大學管理學院副教授張剛峰有位學生是浙江一個鎮的黨委書記，他告知張，在他任職的那個鎮，所收繳的地稅需要上交給省政府的是20%，上交市里的是40%，上交給所屬區的是12%，留在鎮里的是28%。如果將所有國稅和地稅加在一起，那么，留在本地的只有4-5%。

　　“所以，過去三十年，中小城市沒有大城市膨脹得快，不是因為政策錯了，而是由于配套措施沒有到位。由此我們大致明白了小城鎮和小城市發展相對緩慢，是因為資源都被大城市給截走了。”張剛峰說。

　　與歐美國家越是小城鎮越是宜居的特點相比，由于資源投入的不足，特別是教育、衛生、文化資源的投入不足，我國的中小城市和城鎮缺少了某種宜居性，但是在過去三十年的城市化過程中，卻還是這些中小城市和城鎮吸納了絕大部分的城市化人口。江浙一帶的一些縣城，三十年前可能就只有一條或兩條主街，人口不足一二萬，今天這些小城市的人口很多多達一二十萬，是三十年前的十倍。

　　3. 半城鎮化和被城鎮化

　　城鎮化主要有兩方面的內容，一個是人口城鎮化，一個是土地的城鎮化。在中國的現實中，人口城鎮化的速度比較緩慢，甚至嚴重滯后，但是土地城鎮化卻超速前行

　　在今年9月份召開的21世紀夏季達沃斯論壇上，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部教授張占斌教授提出，當下中國存在著明顯的半城鎮化現象。

　　半城鎮化是特指中國城市化進程中的一種現象，具體說來，是指農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轉化過程中的一種不完整狀態，其表現為，農民已經離開鄉村到城市就業與生活，但他們在勞動報酬、子女教育、社會保障、住房等許多方面并不能與城市居民享有同等待遇，在城市沒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等政治權利，不能真正融入城市社會。

　　從這個角度說，也有專家認為，按照政府提供的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等公共服務水平的標準來看，中國實際的城鎮化率大概只有35%-36%。

　　“這中間有大量的農民工沒有市民化，他們其中很大一部分已經在城市里工作生活了多年，有的十幾年甚至二十幾年。但這些農民工沒有享受到與市民同樣的成果與福利。”張占斌說。

　　根據國家統計局和清華大學中國經濟社會數據中心等機構的調查顯示，在過去20年間，農轉非比例僅僅增長不到8個百分點，戶籍轉變近乎停滯。這導致在工業化過程中，尤其是在快速工業化、城市化過程中，一方面農民的農業土地轉化為非農業用地不可避免的發生了，而失地農民卻無法完成真正的身份轉變，無法享受城鎮化帶來的對應福利待遇。

　　當然，在一些經濟發達地區，一些失地農民能夠獲得很高的征地補償，一夜之間成為億萬付富翁。但這并不是普遍現象。

　　與老一代農民工相比，新生代流動人口已經由生存型向發展型轉變，其進入城市不僅僅是為了掙錢，他們追求的不是戶口轉變的“形”，而是公共服務的“實”。所以，盡管有些地區經濟發展很快，農民失地后得到的補償也比較高，但征地拆遷后提供就業機會和城鎮社會保障的比例較低。

　　戶籍制度障礙加上吸引力不足的社會保障導讓很多農民在城鎮化浪潮中隨波逐流，他們并沒有變成真正的城市人，他們只是“被城鎮化”了。

　　城鎮化主要有兩方面的內容，一個是人口城鎮化，一個是土地的城鎮化。在中國的現實中，人口城鎮化的速度比較緩慢，甚至嚴重滯后，但是土地城鎮化卻超速前行。

　　據相關數據顯示，1995年以來，我國城鎮化經歷了歷史上最快的發展階段，有數據表明，從2000年至2010年的10年內，國內城市建設用地擴張83%，全國城鎮建成區面積擴張了64.45%，但同期包括農民工在內的城鎮人口僅增長45.9%，土地城鎮化與人口城鎮化速度極不匹配。土地的城鎮化速度，要遠快于人的城鎮化速度。

　　國家發改委的調查顯示，很多地級市，包括省會城市，也包括縣城都還在擴建新城，建新城、建開發區是經濟發展也是城鎮化的客觀表現，有積極的意義，但新城新區建設是不是應該“遍地開花”、“萬馬爭先”，值得商榷。

　　4. “透支”城鎮化

　　按照世界城市的發展規律，當城鎮化率達到40%-60%的時候，標志著城市進入成長關鍵期，“城市病”進入多發期和爆發期。

　　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來，由于中央財力基本沒有土地建設的費用，地方政府只好依靠土地財政，城市通過低價征用農村的耕地或者集體建設用地資源，獲取了大量的資金，通過透支土地紅利，解決城市的基礎設施建設。

　　由于認識偏差，很多地方的城鎮化被搞成了地產化，成為了競相興建高樓大廈的一場盛宴。

　　“現在城鎮化問題是有不少認識誤區和行動誤區，其實城鎮化跟高樓大廈沒有必然聯系，當然高樓大廈是有這樣味道，但城鎮化不僅僅是高樓大廈，城鎮化不僅僅是人居住在社區，關鍵是在于生活質量和生活品位的城鎮化。”2013年9月28日召開的“粵蘇進化論”主題論壇上，華南理工大學經貿學院副院長田秋生指出。

　　山東日照市委書記楊軍在談日照的城鎮化經驗時表示，一些地方的城鎮化出現了大、包、全的誤區。所謂“大包全”，是指連一個縣城都要打造一個總部經濟。他認為，在新型城鎮化建設中，并不一定非要集中到幾百平方公里的城鎮化，而是以經濟社會自然發展來聚集一些單元式的城鎮化。

　　在這一進程中，農民的土地做出了巨大的貢獻。然而，隨著建設用地面積的減少導致土地價格走高，再加上征地越來越困難，土地出讓金比例將下降，“土地財政”將難以支撐城市建設。城市建設資金壓力難題亟需破解。與此相關的還有農民安置問題。

　　此外，不合理的城市規劃和城市擴容，加上在城市建設過程中，基本建設投入不足，污水處理和垃圾處理不善，造成山川河流被污染、自然生態系統遭到破壞，透支著有限的“環境紅利”。

　　由于缺少規劃與布局，不少鄉村又成了大城市擴展以后新的“城鄉結合部”，重蹈了大城市“城中村”臟亂差的覆轍。此外，我國的城鎮化還存在諸如缺乏產業支撐、“貴族化”以及基礎設施建設滯后等問題。

　　按照世界城市的發展規律，當城鎮化率達到40%-60%的時候，標志著城市進入成長關鍵期，“城市病”進入多發期和爆發期。此時，繼續推進城鎮化將面臨更為嚴峻的挑戰，我國當前顯然也正面臨著這種挑戰。

　　5. 國家戰略下的新型城鎮化

　　新型城鎮化必須實現包容性發展，讓所有人享受城鎮化發展的成果，特別是中低收入者，城鎮化應該對他們的生活質量有較大提升

　　過去的城鎮化之路顯然已經難以為繼，無論是政府還是民間都將眼光投向了“新型城鎮化”。

　　“走中國特色的城鎮化道路”在黨的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被提出，強調中國的城鎮化必須堅持“可持續”的道路。

　　十七大對此作進一步補充，按照統籌城鄉、布局合理、節約土地、功能完善、以大帶小的原則，促進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

　　“新型城鎮化”的概念在十八大上被清晰提及，新型城鎮化堅持“公平共享”、“集約高效”、“可持續”三個原則，由速度擴張向質量提升“轉型”。

　　2013年3月17日，在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舉行的記者會上，李克強說：“中國的城鎮化，其規模之大為人類歷史所未有，不僅對中國的發展很重要，而且會影響世界。”

　　李克強總理強調，城鎮化需要協調，城鎮化不是簡單的人口比例增加，而是在產業支撐，人居環境，社會保障，真正實現由鄉到城的轉變。以人為核心，以質量為關鍵，使城鎮真正成為安居樂業之處，而且也強調，城鎮化是復雜的系統工程。

　　這是新一屆政府對城鎮化問題的決心和表態。專家預測，城鎮化會成為下一輪經濟周期的一個重要課題。

　　現在的普遍共識是，新型城鎮化是以城鄉統籌、城鄉一體、產城互動、節約集約、生態宜居、和諧發展為基本特征的城鎮化，是大中小城市、小城鎮、新型農村社區協調發展、互促共進的城鎮化。

　　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公布的數據顯示，我國農民工總量超過2.5億人，20%的農民工子女無法入讀全日制公辦中小學校，參加除工傷保險(放心保)之外的其他城鎮職工社會保險的比率均未超過30%。大部分地區未將農民工納入住房保障對象。

　　在張占斌看來，新型城鎮化應該“以人為核心”， 重點推動農業轉移人口城鎮化，有序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努力實現城鎮基本公共服務常住人口全覆蓋，讓農民進城“進得來、留得下、有尊嚴”。

　　“新型城鎮化的要求是不斷提升城鎮化建設的質量內涵。與傳統提法比較，新型城鎮化更強調內在質量的全面提升，也就是要推動城鎮化由偏重數量規模增加向注重質量內涵提升轉變。”陜西西咸新區黨工委書記王軍在2013年達沃斯論壇上提出。

　　產業體系的建設也是新型城鎮化的應有之義。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常務副理事長鄭新立曾表示，在推進城鎮化時應注重城鎮產業經濟的培育，重視二、三產業的轉型升級。逐步形成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城市和農村合理分工、特色突出、功能互補的產業發展格局。實現新型城鎮化與工業化、信息化、農業現代化的互動。

　　6. 分散與集中并行

　　未來，在條件允許的鄉村，集中式居住的社區會越來越多，大量分散式布局的小鄉村或許將會逐步消失，現在國內很多地方已經出現了這種趨勢。

　　在粵北瑤族居住山區，原來一個山頭才一兩戶人家，居住非常分散，小孩子上學需翻越幾座山，村民去買東西也非常不方便。后來，廣東省推行“雙到”扶貧，將那些分散在高寒山區的貧困居民遷下山來，在城郊或他們

　　的居住地附近興建安置小區，并配套了學校、污水處理、體育設施、道路、照明等公共設施。政府給予全額補貼，或部分補貼，解決了村民們資金不足的問題。這些村民集中在一個社區居住，村民們的生活條件立即得到了改善，跑步進入了城鎮化社會。

　　未來，在條件允許的鄉村，這種集中式居住的社區會越來越多，大量分散式布局的小鄉村或許將會逐步消失，人口將被逐步集中到小城鎮中，實現就地城鎮化。從資源節約、提高資源利用率，實現規模化管理的角度看，這是一個必然發生的過程。事實上，現在國內很多地方已經出現了這種趨勢。

　　這意味著，歷史上構成中國農村主要社會形態的小鄉村將會逐步退出歷史舞臺。

　　如今，城鎮化的兩種路徑常被提起，一種是集中化發展，發展大城市、特大城市;一種是發展中小城市、加強鄉鎮建設，就地城鎮化。前者是要將更多資源集中到中心城市;后者是將資源均衡分布。

　　就地城鎮化的內涵是農村人口不向大中城市遷移，而是以中小城鎮為依托，把散落的農村居民點適時適度聚集發展為新社區，并逐漸成長轉化為新城鎮，實現農民工人化、農業產業化、農村社區化，讓農民在就業、社會保障、醫療教育、住房保障等方面逐步與市民同權。

　　目前，在中國占主導地位的是推動以特大城市為龍頭的城市群建設。

　　資料顯示，歐美高達70%以上的人口是聚焦在城市，而這70%的人口大部分又聚焦在城市群中。目前美國三大城市群(大紐約區、五大湖區、大洛杉磯區)的GDP占全美國的份額為67%，日本三大城市群(大東京區、阪神區、名古屋區)的GDP占全日本的份額則達到70%，其人口也相應大部分聚焦在此區域。

　　“中國需要在除開長三角、珠三角、環渤海灣這三大城市核心城市群外，選擇在中國的中西部、東北地區，在發展條件較好、人口聚集較多、生態承受能力較強的區域，再建設數個以特大城市為龍頭的城市群”。國際金融論壇城鎮化研究中心主任易鵬認為。

　　據了解，國家已經制定了城市群的總體規劃，詳細的規劃正在制定中，有關部委正在征求各方面的意見。

　　專家提出，中國城市群建設的重點的區域應該選在中國主體功能區規劃的十八個重點區域之內，當前可以重點考慮長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關中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將其作為重點城市群，予以集聚建設。當然，這些都涉及到因地制宜、產業支撐、資金投入等一系列問題。

　　而一些經濟發達地區則會出現大量的區域中心城市。

　　而在小社區與區域性中心城市之間，還應該有一個中間狀態。

　　泛珠三角城市發展研究院院長王廉曾寫過一本著作叫《中國城市化教程》，王廉認為，地理經濟是行政經濟的坐標化和市場化，而地理經濟上升到地緣政治就是要構建區域的城鎮鏈與產業鏈，而流域化的經濟更要上升到地區合作的區域政治化層面。

　　在學界看來，一個大城市至少要達到100萬城鎮人口，才有可能形成良性的自我循環。而往下來看，對一個小城鎮來說，3~5萬人口是一個最基本的起點。根據發達國家經驗，3~5萬人口以下的城鎮很難發展綜合性的公共設施，并逐步走向衰落和負財政，其中涉及到基礎設施建設等一系列城市資源的分配與建設問題。

　　王廉據此認為，粵北至少應延伸出三級“城鎮鏈”，幾個地級市的中心城區按照100萬的人口規劃，每個縣至少延伸出一個10~30萬人口的縣城和N個3~5萬的小城鎮。究竟規劃多少個，應該按照地區的資源稟賦、區域人口、國際走勢，規劃城鎮鏈。

　　另一方面，區域性中心城市的人口規模和區域規模需要進行適當控制，并非越大越好。

　　在現有的行政體制下，地方長官掌控著一個區域的幾乎所有資源，加上強調GDP考核導向，很容易導致資源向中心城市集中。目前，國內已經出現了數十個區域性中心城市、數百個縣域中心城市就是明證。這導致資源均衡分布、發展中小城鎮、實現就地城鎮化的目標更難實現。

　　7. 城鎮化的中國夢

　　或許在不久的將來，農民們不用奔波進城，在不離土不離鄉的情況下，就能過上和城里人一樣的生活。問題是，這種美好景象是一種永遠的奢望還是一個可以實現的中國夢?

　　實際上，中國的城鎮化可以參照國外經驗。法國的鄉村在其古樸人文的鄉村背后，是先進的農業裝備、交通基礎設施以及連貫的產業鏈做后盾。在這一過程中，政府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其利用國家擔保為農戶提供長期低息貸款，同時農民購買農業機械還可以享受價格補貼。

　　走進德國的小鎮，你會發現它的供電、供水、通訊等基礎設施基本與城市無異，同時，鄉村的醫療、購物、教育等配套建設也一應俱全，再加上環境的優美，讓鄉村有著城市不可替代的風情。

　　而在法律上，德國憲法規定選舉、工作、遷徙、就學等公民權利一律平等，城鄉之間社會保障體系差異不大。農民要進城，只需到市政局登記并且按章納稅，就可以成為城市居民，幾乎沒有城鄉屏障。

　　在中國的城鎮化進程中，農村建設也應該從城鎮化、經濟發展規劃、政治體制改革等綜合角度來觀察和審視。

　　“城鎮化不跟新農村配合起來，城鎮化是發展起來不的，新農村新在哪?需要培養一些新型民營企業，那就是家庭農場專業生產合作社。”中華民營企業聯合會會長保育鈞說。

　　或許在不久的將來，農民們不用奔波進城，在不離土不離鄉的情況下，就能過上和城里人一樣的生活。

　　問題是，這種美好景象是一種永遠的奢望還是一個可以實現的中國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