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智慧城管、智慧醫療融入日常生活，近年來，中國民眾對“智慧城市”的理念逐漸從認知到熟悉，再到如今的接納。這一過程并非一蹴而就，它翻開了中國城市邁入信息化的新篇章。3日，中外150余名信息化專家代表出席了在浙江杭州舉行的“中國信息化百人會”第五次專題研討會。會上，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產業經濟部部長馮飛表示，民眾的確實需求才是中國智慧城市建設的基石。

　　據了解，自2012年啟動“智慧城市”建設試點以來，中國多個地區涌現出“智慧城市”建設熱潮。為了統籌推進“智慧城市”建設，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工業和信息化部等八部委共同起草了《關于促進智慧城市健康發展的指導意見》。從總體上看，中國的“智慧城市”建設還處于發展初期。

　　在當天的會議上，“建設智慧城市的目的是什么”這一話題反復被提及。作為東道主，浙江省副省長毛光烈首先發表了自己對于“智慧城市”的看法。

　　他認為，當前各地“智慧城市”建設浪潮看似如火如荼，實際上多數項目并非是真正意義上的“智慧”，僅僅是加入了一些創新技術，更甚至將“數字城市”與“智慧城市”兩者概念相混淆。

　　毛光烈舉例稱，浙江大學曾出現某個水管爆裂，持續4個多小時，技術人員仍找不到上一段水管的閥門開關，造成學校所在的杭州城西地區因水患而交通大堵塞。

　　“一個水管引發了城市區域的交通混亂，這是典型的‘數字城市’的標志沒有落到‘智慧城市’的實際案例。”

　　他指出，若真正實現“智慧水網”，出現類似狀況，即便在無人職守的情況下，也能及時發現并做出應急處置。“很多全國都說搞‘智慧城市’，但是很多實際上在做‘數字城市’，只不過把‘數字城市’的有些工作做得更到位一點，沒有質的變化。‘智慧城市’建設一定會改變生產、生活、商業方式。”

　　有媒體報道稱，在不少市縣級城市出現了盲目投資、重復建設、亂貼智慧標簽、投入產出率低下等諸多問題。由地方政府主導的智慧城市建設至今仍有半數停留在“規劃階段”，部分則被包裝為地方發展的新政績工程。

　　在業內專家看來，由于缺乏統一規劃，對智慧城市概念的認識模糊，加上地方自身要素資源缺乏對智慧城市搭建的支撐能力，導致智慧城市建設出現“有口號無內容，有規劃無內涵”的困境。

　　馮飛對這一觀點表示認可，同時也提出了自己的憂思。“我們往往抓新概念抓得很快，幾年之后熱勁過了看看沒成果沒東西。我們更多應考慮怎么樣靠‘智慧城市’來拉動經濟增長。”

　　有關數據顯示，目前中國一線城市及50%以上的二線城市均已明確提出“智慧城市”的目標及相關規劃方案。不過，國務院參事牛文元日前在接受媒體采訪時透露，截至2011年底，有154個城市規劃投入的建設資金超過1.5萬億元，而在他看來，“真正能夠體現智慧城市內涵的，一個也沒有看到”。

　　馮飛表示，“智慧城市”建設的根本目的是社會需求，因此通過需求拉動一些產業的發展，促進產業創新是需要的，但是需求的應用和實質是系統性的整合、資源的整合問題。那么這里面就必然帶來既得利益的調整，政府部門怎么樣去協調，是未來所面臨的挑戰。

　　“我們看西方的‘智慧城市’建設，像巴塞羅那這個國家，更多的是關注于具體的問題怎么樣去實施，特別是短期的問題。而我們現在很多‘智慧城市’長遠的規劃非常有雄心，但是缺具體的東西，特別是和老百姓的生活密切相關的東西，實際上，老百姓的確實需要才是我們‘智慧城市’建設的基石。”

　　他還特別提到城市治堵、食品安全、環境污染等民眾關注的焦點，認為應盡快將建設目標轉移到這些實實在在的事物上來。

　　作為全球率先發展“智慧城市”的國家及地區之一，時任新加坡駐上海總領事館信息產業處領事、新加坡ida中國區司長莊慶維為在座的中國同仁們一些建議，即政府政務數據資源共享。

　　“從1986年到1991年之間，就我們對數據的應用跟共享，就開始非常重視。”據他介紹，1980年，新加坡成立了全球第一個電子口岸，結合了該國53個不同的政府部門的信息資源。

　　2000年到2006年，新加坡開始建立政府跟企業之間數據共享，展開了貿易轉換平臺，使得這53個政府部門與包括銀行、保險公司、物流公司等在內的各個企業接軌，“因為他們這些企業都有很重要的一些數據能與政府分享。”

　　莊慶維稱，未來幾年，智慧城市的服務理念應從“政府為民眾服務”轉變到“政府與民眾、企業共同創新”，打造一個共同創新的合作型政府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