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更為廣泛的意義上說，中國的城鎮化是全球城鎮化浪潮中引人注目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目前世界超過50%的人口生活在城市，我們已經處于一個城鎮化的世界。據預測，2050年之前，仍將有30億人加入城市居民的行列。城市的新增人口大部分將集中在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這些地區每個月將新增500萬城市居民，而歐洲和北美，每個月新增城市人口將只有50萬。

　　在這個浪潮之中，亞洲國家的城鎮化更加引人注目。亞洲發展銀行的統計數據顯示，1980—2010年，亞洲城市人口增長數量超過10億人，高于其他地區的總和。從最新的數據看，目前亞洲地區的城市居民數量占據全球城市居民數量的50%，城市人口總量超過歐洲地區的3倍。預計到2040年將有另外10億人加入城市之中。這種規模龐大、史無前例的城鎮化進程在中國、印度這兩個國家表現得尤其突出。

　　中國是亞洲乃至全球城鎮化浪潮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在全球化的驅動下，中國的城鎮化不僅改變和重塑了中國的發展路徑，也對全球經濟產生了重大影響。1978—2012年，中國的城鎮化率從18%提高到52.7%，城市人口從1.7億人提高到7.1億人，城市人口增加量平均每年超過1500萬人，其中絕大部分來自農村向城市的凈遷移人口的增加。這些數以億計的遷移人口從中國的內陸遷移到沿海省市，先是流向沿海的廣州、深圳，然后是浙江、江蘇、上海。這些省市的人均GDP在2010年已經和發達國家相差無幾，上海和深圳已步入全球生產效率最高的城市之列。更為重要的是，規模龐大的流動人口經由中國沿海的制造業加入全球產業鏈和全球貿易的大潮之中，亦對全球經濟格局產生了不可忽視的深遠影響。

　　目前中國的城鎮化浪潮方興未艾。從1996年至2011年的16年里，中國的城鎮化迅速完成了加速發展階段的前半段（城鎮化率從30%提升到50%），這種舉世矚目的城鎮化速度使中國成功實現了從貧困陷阱向中等收入國家的轉變。在未來20～25年里，中國的城鎮化將進入加速發展階段的后半段（城鎮化率從50%提升到70%），在這段時間里，中國將面臨著進入高收入國家還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歷史性拐點。在此之前，中國用30多年的時間完成了發達國家花100多年走過的城鎮化道路，這種規模龐大、速度極快、“高度濃縮”的中國式道路使中國城鎮化的成功和中國城鎮化的問題一樣突出，輝煌成就的背后暗含著不小的問題。在此之后，中國未來的城鎮化將面臨更多的挑戰，前半段積累的突出問題，將在后半段集中釋放，如果不能改變城鎮化的驅動方式，中國未來的經濟增長、社會包容性及環境持續性都將受到不利影響。從國際經驗來看，只有少數國家在越過50%的城鎮化率拐點之后，成功走向了高收入社會，而大多數國家的城鎮化水平盡管繼續提高，卻沒有帶來經濟的持續增長和效率的持久改進，最終進入中等收入陷阱。

　　從這個角度講，中國未來的城鎮化更像是一個轉型的概念，它將更為強調質量和效率的含義，更為突出發展模式的轉變，它的戰略目標和歷史意義在于將中國成功推向高收入國家。為此，未來中國的城鎮化道路注定將會是一條艱難的轉型之路。從更大的范圍來講，中國的這場城鎮化轉型恰好契合大危機時代全球產業鏈的重新調整、新興市場與發達國家之間再平衡的宏大主題，因此，中國的城鎮化轉型也可視為全球經濟、產業和貿易轉型的一個組成部分。

　　為此，本文的出發點和著眼點在于轉型，我們將在轉型的框架中重點思考如下命題：

　　第一個命題：中國未來城鎮化的關鍵在于增長動力的轉型

　　從歷史的角度看，中國的城鎮化和經濟增長之間保持了高度的相關性。然而，這種相關性的出現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全球化浪潮、市場化改革和貨幣化進程三者的疊加驅動并加速了中國的城鎮化進程，進而帶來了快速的經濟增長。具體而言，土地市場化改革加速了城鎮化的發展，并經由房地產市場化改革效應的放大，推動了城市基礎設施的建設；戶籍制度的松動促進了人口從農村向城市的流動，勞動力從農業向工商業的流動，從而帶動生產效率的提升；全球化浪潮和全球產業分工則為中國制造、中國出口開辟了廣闊的市場空間，從而使中國的工業化、城鎮化和經濟增長出現了協同效應。然而，從全球性金融危機之后的新格局以及中國自身的約束條件來看，無論是外部的驅動力，還是內部的驅動力，都將出現不同程度的弱化，這些都意味著中國未來的城鎮化需要尋找新的增長動力。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城鎮化轉型的第一要義是增長動力的轉型。

　　理論上，增長動力轉型的本質是要為城市的經濟增長與繁榮尋找可持續的動力之源，最原始的動力通常來自生產率的提高。一般來說，城鎮化過程中生產率的提高來自三個方面：

　　其一是結構效率，即人口從生產率低的農業部門向非農部門轉移，在這個階段，生產率的提升和城市人口增長的速度大體保持一致。50%的城鎮化率是一個標志性的轉折點，在此之前，農村農業人口以極快的速度轉向城市工商業，結構效率極大釋放，這通常也會伴隨勞動生產率的快速提升。然而，越過這個臨界點，一旦城市的主導產業由工業轉向服務業，結構效率提升的速度便會自然下降。

　　其二是規模效率，即人口密度所產生的聚集效應，通常最先是農業技術創新推動農業人口向城市制造業集中，產生制造業的規模效應，接著是制造業技術創新推動人口向城市服務業集中，產生服務業的規模效應。更為重要的是，通常也只有在更多人口的城市中，才能產生企業家的創新及對技術的生產性使用，也才能進一步促進城市的擴張和經濟的增長。在這個階段，生產率的提升和城市人口的存量規模相關性更大。例如，在美國，在大城市的大都市區工作的工人收入通常比小城市的工人收入要高出30%，生活在居民人口超過100萬人的大都市區的美國人的生產效率比那些生活在規模較小的都市區里的美國人平均高出50%以上。

　　其三是分工效率，即不同城市之間的專業分工、勞動力的素質和交通運輸網絡的完善對于城市的分工往往具有重要作用。城市分工和專業化取決于城市勞動力的構成和人力資本的積累。Henderson對美國、巴西、韓國和印度的經驗研究表明，由于教育水平的差異，不同城市的生產結構具有明顯的專業分工。他研究的317個城市制造業樣本數據中，分別有40%、17%、42%的城市根本不存在計算機、電子元器件和航天制造業。同時，一個跨城區的交易網絡和城際交通網絡也在城市分工和經濟增長中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一般意義上，大城市在商業服務、小城市在制造業上的專業程度更高，但是需要便利的交易網絡和交通網絡將兩者連接起來，實現不同城市之間的產品貿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