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澳大利亞的女孩可可這個長假一直在杭州尋找一個叫平安堂的地方：“家里有老人小時候住過，想問問現在還在不在那里，有機會想再回去看看。”

　　可可告訴記者，平安堂位于現在的杭州市下城區武林路，彼時是一座小洋樓，離市六公園不遠，上世紀50年代被收歸國有，還一度成為機關宿舍。然而，對于平安堂的具體位置和門牌號，老人已記不清了。

　　“武林路變化太大了，聽說附近造望湖賓館時拆了不少老舊建筑，但沒有人知道平安堂是否還在。”可可遺憾地說，“無論現在那里是什么建筑，只要有明確的地理位置，能拍個照片留念也好。”

　　其實，可可的遺憾也是杭州的遺憾，地名的消失是城市建設的不可承受之痛。

　　消失的地名

　　西公麻、湯家弄、小螺蜘山、石板弄、管米山、四宜井弄、南園……這些吳山廣場附近的老地名，在1999年吳山廣場建成后，也與不少舊建筑一起消失了。

　　“吳山廣場周邊其實還有不少歷史文化底蘊深厚的地名，但現在的年輕人無人知曉。”在吳山廣場附近住了七十多年的王書老人告訴記者，“比如管米山，宋代為諸司、諸軍糧料院;東都司衛和西都司衛，明代浙江都的指揮使府駐于此處，因分東、西司衛而得名。這些地名都經歷了多個朝代，且不少還是重要的政府部門所在地，對于考究杭州的歷史發展意義重大，但很遺憾，它們都已在城市化改造過程中消失了。”

　　其實，吳山廣場只是一個縮影。根據杭州市地名委員會辦公室(下稱杭州市地名辦)的統計資料，從1984年到2005年，杭州市僅上城區就消失了360余條里(弄)，其中大部分消失于20世紀90年代的舊城改造。

　　以保護之名傳承

　　“杭州的老地名有很多是清朝、民國時期留存下來的，有些甚至在唐宋時期就已存在，大都反映了特定歷史時期的自然、文化特征和城市風貌。”王書說。

　　杭州市地名辦一位工作人員表示，有歷史價值的地名自然有文化內涵，屬于非物質文化遺產。“對于老地名，我們會盡量保護它。時代在不斷發展，有一些地名因語言習慣、文化風俗等的變化而消失了，但我們可能會選擇適當的時機，如新建道路時將老地名移植回來，再現那段消失的記憶，使得老地名及其蘊含的文化內涵以一種形式傳承下去。”他說。

　　“城市的街巷里弄地名繁多，在保護地名文化之前需要了解很多問題，如老地名是否還存在、有怎樣的來龍去脈等，只有在弄清這些之后，才能根據各地名的文化價值，分輕重緩急對其進行保護。”上述工作人員介紹說，“地名管理部門和從事地名研究的專家學者已經開始對杭州現有地名中的老地名和已經消失的老地名進行調查摸底，建立地名數據庫。在新編撰的《杭州市地名志》中，歷史地名已作為專門獨立的章節，收錄那些已經消失的地名。而且，杭州各城區地名規劃已做出規定，在新建城市道路時必須沿用這些老地名。同時，在現階段杭州街巷的改造中，許多街巷的歷史和故事也正在被重新挖掘出來。”

　　城市建設不可承受之痛

　　城市化意味著城市建筑、道路的迅速增加，而熱衷于建房修路的現代人，卻懶于多用一分腦力，構想一個稍具意蘊，哪怕不那么“俗套”的地名。

　　在杭州市新命名的道路中，充斥著太多系列地名或數字地名。僅在下沙高教園區，以數字命名的道路就有1號大街、2號大街、3號大街等，以“學”字系列命名的道路有學源街、學林街、學府街等，以“文”字系列命名的道路有文海南路、文海北路、文津路、文溯路等。

　　浙江大學地球科學系一位教授曾指出，這些地名雖然體現了道路系列化原則，但眾多的系列地名不僅顯得單調，缺乏文化底蘊，極易混淆，且地名的指位性明顯弱化，給民眾的使用帶來了極大不便。

　　“下沙高教園區在規劃時沿用了西方的街道命名方式，即數字地名，比較簡單，但這種方式不符合中國人的傳統習慣。”上述工作人員坦言，“其實，2005年出臺的《杭州城市地名總體規劃(2005—2020年)》已強調了主干路不允許以純序數詞命名，但那時下沙的這種命名方式已經廣為流傳，后來想要修改的時候人們已經習慣了，不好改了。”

　　修改地名并非易事。上述工作人員表示，如果一條路要改名，首先要大規模征集群眾意見，召開論證會，然后區地名辦將情況上報給杭州市地名辦，經市地名辦審批，再由市政府發文公示。“地名辦沒有命名權，命名權在市政府。我們只是組織各區縣地名辦搜集、整理材料，向市政府報批。”該工作人員說。

　　“城市要發展，就不可能不新建道路，但其實可以考慮在命名時多保留一些老地名，使杭州這個城市的歷史變遷有跡可循。”王書老人告訴記者，“原來的皇親巷、天賜里等小巷已經消失，但聽說那附近建設了以皇親苑、天賜苑等為名的住宅小區，這個做法很好，人們在記住這些名字的同時也會記得曾經的小巷故事，地名文化也就得到了傳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