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差異主要來源於進城務工人員，他們被納入了城鎮化人口的統計范疇，但并未真正進入城鎮戶籍，形成了“就業在城市，戶籍在農村”、“生活在城市，根基在農村”的半城鎮化狀態。從非農戶口比重與城鎮化率的差值看，2006年為8.5個百分點，2010年相差12.7個百分點，2012年則相差超過14.8個百分點，反映這一“半城鎮化”群體呈現出持續擴大的態勢。截至2012年底，以全省7280萬的人口為基數進行測算，將有1077萬的人口處於這一狀態下。

　　主要是什麼力量推動農村人口向城市流動、在推動城鎮化的步伐？

　　他分析說，主要原因在於：城鄉收入差距明顯，同時城鄉間享受的公共服務水平存在較大差距。但近年來惠農政策和新農村建設給農民帶來的諸多實惠，提升了保障水平，這使得農民遷移的意愿不再迫切，對城鎮化形成了一定的“替代”效應。

　　個人意愿也是影響因素。與第一代農民工相比，新生代農民工的“訴求”發生了變化，其“進城”的主要目的是尋求前沿的生活方式與更高層面的自我價值實現，因而在就業過程中不再滿足於從事低工資、低保障的各類加工制造業、建筑業和勞動密集型服務業，而將更多的選擇能為其提供技術積累和向上流動的就業機會。

　　從更宏觀的角度來分析，與世界其它發展中國家相比，我們國家的城鎮化過程有什麼獨特的地方？

　　他說，我國城鎮化的特點在於人口眾多，“進城”壓力大，而城市承載力不足。以河北為例，2012年末河北省常住人口為7287.5萬人，人口自然增長率為6.47?。以此為基準，到2020年，河北省常住人口將達到7672萬人。

　　依據《河北省城鎮化發展‘十二五’規劃》，到2015年城鎮化率將達到51.5%，到2020年河北省城鎮化率預計將達到57%左右，屆時城鎮人口將達到4373萬人，較2012年增加963萬人，再加上日益龐大的“半城鎮化”人口，屆時河北省面臨的“進城”壓力，將超過2000萬。

　　這是位於冀蒙兩省區交界處的一個村莊：遠遠望去，一排排房屋掩映在初秋的濃綠樹叢中。待走進村莊才會發現，那些房屋多數已破損不堪，現在村里也只剩下5戶人家12口人。與最“繁華”時候的120戶、近500人相比，這個村莊幾近消失了。而茂密的植被又在多年的休養生息后，還原出草原的模樣。

　　在冀、晉、蒙北部廣大的土地貧瘠地區，這樣的村莊比比皆是。往昔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人群，十幾年的時間，陸陸續續散落到了一個個遙遠的地方。當故鄉的土地承載不了他們全部的希望，當城市的繁華形成足夠大的誘惑，他們自愿選擇了背井離鄉。

　　這樣的村莊，在歷史的變遷中，聚集、成型、喧鬧、繁華，而后又重歸散落、寧靜了。

　　就這樣，城鎮化中最重要的因素———人，自愿融入到城市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在城市的某一個角落安下家，辛勤工作、勾畫未來。

　　從某種意義上說，任何一種社會現象的背后，都有一定的文化原因、社會情愫，更有擺不脫的經濟因素。這些村莊的興起和衰落也同樣這樣。

　　村莊，特別是那些相對偏僻、單純依賴土地生存的村莊，幾乎都是城鎮化自覺、自愿的起點，是經濟在背后充當著強大的推動力。如此看來，城鎮化源頭，二三十年，甚至更早以前，就在一個個這樣的村莊確立了，涓涓細流，匯成小溪，而后洶涌成為時起時落的潮流。

　　表面上，這是一段傷感的旅程：能夠想到的畫面就是滿含熱淚、揮手告別、心存故土難離的情結﹔這又是一個明智的抉擇：城市發展創造的機會、工業化帶來的財富，都吸引著只靠土地難以培育美麗夢想的人們邁著堅定的步履，匆匆與故土作別。而今，這些當年的打工者成為推動城鎮化前行的重要的人文力量。

　　於是，城鎮化不再是一個艱澀、冰冷的詞，它變得人性、靈動，蘊含著對人們情感和生存方式的理解和尊重，而不僅僅是背井離鄉的苦澀，更不是城市與鄉村之間那種剪不斷、理還亂的糾結。

　　如果說，類似“最后的村莊”之類的題目是對這種最基本的人類居住地衰落乃至消失而發的一種感懷的話，那麼，向更具吸引力的城鎮、城市聚集、發展，才更符合經濟規律，也更符合人類追求美好生活的基本天性。

　　由此，城鎮化是工業化帶來的、不可逆轉的歷史潮流。人們追隨這股潮流，奔赴城市，選擇新的生存方式。

　　我們尊重這種自覺自愿的選擇。

　　這里是城鎮化的源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