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明代，萬歷皇帝對關羽十分寵信，多次加封。“萬歷十八年封協天護國忠義帝，四十二年(1614年)封三界伏魔大帝、神威遠鎮天尊關圣帝君。自是始相沿有關帝之稱。”

　　清入關后，為拉攏漢族，繼續對關羽進行封贈。“順治九年，敕封忠義武安神武關圣大帝……乾隆三十三年，以壯繆原謚，未孚定論，更命神勇，加號靈佑……四十一年……改曰忠義。嘉慶十八年……加封仁勇。道光中，加顯威。咸豐二年，加護國。明年，加保民……加精誠綏靖封號……同治九年，加號翊贊。光緒五年，加號宣德。”此外，“雍正三年，追封三代公爵，曾祖曰光昭，祖曰裕昌，父曰成忠……旋追封三代王爵。”至此，自關羽以上四世，三王一帝，顯耀煊赫，封贈到達頂點。

　　除接受國家祭祀外，關羽還成為佛道兩教所奉神靈。據清乾隆版《關帝志·靈異·建玉泉》中記載，隋開皇十二年(592年)，當陽天臺智者夜夢關公顯靈，承諾“吾當為力建一剎供護佛法”，并大施威力促玉泉寺成，關公受五戒，遂為此寺伽藍神。另外據《佛祖統記》記載：天臺宗宗師智顗(539—597年，是佛教天臺宗創立者，世稱“天臺大師”)在湖北當陽玉泉山曾“見二人威嚴如王，長者美髯豐厚，少者冠帽而秀發”，自通姓名，乃關羽、關平父子，二人請于近山建寺，智從之。寺成，并入定為關羽授五戒。唐朝以后，他的塑像開始出現于佛寺內的殿堂中。宋代以后，關公由一家寺院(或佛教一宗)的護法神一躍而為整個中國佛教護法神，杭州的靈隱寺、山西五臺山一些寺院均有關公神像，就連北京著名的喇嘛廟雍和宮，也在西跨院中辟有關帝殿，供奉著一尊制作精美的關公銅鑄坐像。

　　相比佛教的伽藍神，關羽在道教中地位更高。道教敬關公為“義勇武安王”、“降神助威武圣人”、“關圣帝君”等，并且編寫了《關帝覺世真經》《關帝明圣經》。據《關帝圣跡圖志全集》和《三教源流搜神大全》記載，宋真宗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解州刺史表奏朝廷，解州鹽池發生災變，水不生鹽。帝遣使至解州城隆廟祈禱，夢中得知是蚩尤作怪。皇帝派人從信州龍虎山詔來張天師收服蚩尤。張天師薦舉最英勇的蜀漢關將軍“必成其功”。后由關羽在解池與蚩尤大戰七日，斬殺蚩尤，使鹽池水復生鹽。此后，道教信徒便開始尊崇關羽。也有記載顯示，宋崇寧二年(1103年)，第十三代張天師應宋徽宗所請，為解州鹽池降妖，徽宗問用何將，張天師即召關羽于殿左見駕。帝大驚，賜以手中崇寧錢，從此關公即成了“崇寧真君”。不論“義勇武安王”還是“崇寧真君”，都顯示道教對關羽的崇奉從宋代開始。

　　各界崇祀

　　此外，關羽還受到社會各界的崇祀。首先，因其義勇，被兵家尊為武圣，受到軍隊兵士的崇奉。如清代駐扎在京西的八旗兵營中均建有供奉關羽的廟宇。清末，關羽又受到太平天國起義軍的尊崇。在太平天國編印的《天情道理書》中，有十多首以關羽等蜀漢勇將來比擬天國英雄的詩。另外有些地方關廟被稱作武廟，關羽和岳飛也常在廟中并祀，稱為雙關廟或關岳廟。

　　關羽還被奉為武財神，尤其受商界人士的尊崇。從清代至今，凡商品經濟發達之處，對武財神的崇拜均非常繁盛。而同籍客商在外鄉所建的“商會”或“會館”中，敬奉的主神也常是關公，甚至會館建筑的格局也時常仿照關帝廟的樣式。這種信仰可能來源于關羽威武的英勇形象及被一封再封的威靈，人們相信這種威靈能鎮壓百邪，且具有多方面的法力，如司命祿、佑科舉、祛病除災、驅邪避惡、巡察冥司乃至招財進寶、庇護商賈等。因此，關羽的形象也由忠義武圣向“萬能神”發展。其實，縱觀中國民間信仰歷史，所有圣賢神祇的崇拜無不顯示出多功能和多元化的特點，這應與宋代以來儒釋道合流及民間巫風盛行有一定關系。

　　由此可見，對關羽的崇拜雖然從三國后就開始，但真正的繁盛卻始于宋代。這是受宋代以來整個社會崇尚忠義的思潮決定的。在北宋建立以前，中國經歷了五代十國的戰亂，歐陽修《本論》載：“五十三年之間，易五姓十三君，而亡國被弒者八，長者不過十余歲，甚者三、四歲而亡。”因此，宋代在重建社會秩序時，自然重視表彰忠義，這種社會價值觀與關羽身上體現的忠義精神恰好吻合，因此成為推動關羽信仰發展的內在動力。另外，因為宋以后統治者對中央集權的強烈要求，解釋和弘揚中國傳統儒家道德的宋明理學得到長足發展，而宋明理學所宣揚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不但為維護統治建立了理論基礎，也促進了關羽信仰的進一步繁盛。

　　到明代，不僅宋明理學得到進一步發展，而且通俗歷史小說《三國演義》及民間話本的廣泛流傳，使關羽的形象更加深入人心。此時，小說中得到進一步美化的關羽形象已經成為民眾心目中的標準版本而被廣泛稱頌。除此之外，明代還有一個重大的變化，就是取消武廟。“明太祖洪武初，禮部奏請立武學如前代故事，建武成王廟。帝曰，立武學是分文武為二，輕天下無全才矣，三代以上，文武兼備用無不宜，如太公之鷹揚而授丹書，仲山甫之賦政而式古訓，召虎之經營而陳文德，豈比后世武學止講韜略不事經書，專習干戈不聞俎豆，拘拘于一藝偏長哉。今建武學，又立武成王廟，是近世之陋規也，太公宜從祀帝王廟，其武成王廟罷之。遂為制。”之后，武廟的職能逐漸轉移到關帝廟上，也從側面加速了關帝廟的繁盛。

　　到了清代，程朱理學仍占據統治地位，三綱五常的倫理觀也成為全民的意識形態，因此對忠義的崇尚仍不減于前代。另外清朝皇室為了籠絡漢人，也繼續宣揚漢人的價值觀，以緩和民族矛盾，維護統治基礎。因此，不論官方還是民間，對關羽的崇拜有增無減，并將這種崇拜推到最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