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的城鎮化”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提出以來，社會各界對于城鎮化的目標正逐漸形成共識。然而，對于具體的道路選擇，比如地方政府是企望政策還是強調改革，是發展大城市還是建設小城鎮，是行政主導還是市場主導等問題，從政府到坊間仍存多重路徑之爭。

　　重發展還是重改革？

　　在加速推進城鎮化的過程中，每一位地方主政者都面臨著同樣的選擇題：是注重改革和創新，還是更傾向于要政策、上項目、搞建設？

　　地方政府將城鎮化作為地方經濟增長的抓手，盼望國家出臺扶持政策，往往追求投資和建設規模的沖動強勁，而改革創新的意愿不足，這被認為是對“新型城鎮化”的誤讀。

　　知情人士告訴記者，正是由于地方政府對城鎮化的理解存在偏差，2012年底下發各地并征求意見的“城鎮化中長期發展規劃”初稿被要求重新修改調整，修改后的規劃一改強調發展的基調，而重在改革。

　　“新一屆中央政府的確提出要搞新型城鎮化，但并不是像以往一樣，一旦經濟增速放緩或出現危機，政府就趕緊出手加大投資，提振經濟。”國家發改委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副主任喬潤令認為，全國新型城鎮化規劃預計會是一個“體制變革、結構調整、發展方式轉變”的城鎮化規劃，既沒有國家大規模投資的概念，也沒有具體指標，就是關于轉變城市發展方式、經濟結構調整和通過體制改革促進農業人口城鎮化的一個發展規劃。

　　不可否認，城鎮化蘊含著巨大的投資與消費需求潛力，但只有通過改革才能釋放這些“紅利”。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認為，關鍵是要推進人口城鎮化的制度創新，才能充分釋放國內巨大的需求潛力。具體的改革內容包括盡快“讓農民工成為歷史”、放開城鄉二元的戶籍限制、統籌推進城鄉土地制度一體化、逐步實現城鄉統一的人口政策、推進財稅體制改革、加快推進農村社區管理體制改革、調整行政區域體制、推進行政體制改革等。

　　接近發改委的一位人士表示，正是落地政策難以斷定，再加上規劃涉及諸多制度改革和創新，需要研究和協調的政策和改革措施比較復雜，涉及部委較多，難以形成較為一致的解決方案，現在正是希望盡快就一些難點問題形成共識并找到解決辦法。

　　遲福林認為，把握城鎮化帶來的歷史機遇，需要在轉型上取得共識，更需要在改革上取得共識：第一，堅持消費主導，把推進人口城鎮化、釋放13億人的消費需求作為最大的經濟結構調整；第二，堅持民富優先，使城鎮化真正承載起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重要功能，形成以中等收入群體為主的社會結構；第三，堅持綠色增長，推動綠色城鎮化；第四，堅持市場主導，調動社會資本力量推進城鎮化；第五，加快政府轉型，以公共服務為中心轉變政府職能，使政府能夠有效地履行公共職責。

　　大城市還是小城鎮？

　　隨著全國城鎮化率超過50%，中國進入“大城市病”的集中爆發期。中國到底該推進“城市化”還是“城鎮化”，這樣的路徑之爭一直就沒有停止過。

　　今年夏天，全國南方多個城市出現歷史罕見的持續高溫天氣，被形容為“燒烤模式”，城鎮化過程中“大城市病”問題再度引發關注。除了高溫，今年以來頻繁發生的霧霾天氣，以及近年來類似首都成“首堵”、大雨過后去看海等被人們調侃的現象，無不曝露出大城市的“病癥”。

　　早在改革開放之初，“大城市病”就已經引發人們的擔憂。1980年，全國城市規劃工作會議時提出“控制大城市規模，合理發展中等城市，積極發展小城市”的城市發展方針，其基本出發點之一，就是為了防止出現“大城市病”。

　　自上世紀80年代，國家開始鼓勵發展小城鎮，1998年中央提出“小城鎮、大戰略”，發展小城鎮是主要政策取向。然而，小城鎮經過一段時間的快速發展之后出現了動力不足的問題，到十六大則確立了“堅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走中國特色的城鎮化道路”的方針。

　　據了解，世界各國的城市發展主要分為兩種類型，一種是超大城市和中心城市輻射型為主的集中式“城市化”模式，另一種是以中小城鎮主導型為主的分散式“城鎮化”模式。

　　傾向于“城市化”的觀點認為，全世界城市發展規律都是從小城鎮到大城市，到特大城市，小城鎮是逐漸減少，或者圍繞著大都市作為衛星城和都市群才能夠生存。從這個角度來說，人口集中的方向是逐漸進入大城市。

　　清華大學教授蔡繼明認為，“大城市病”不是“大”惹的禍，世界上同樣還有很多大城市、特大城市甚至巨型城市沒有“生病”。因此不應輕易談瘦身，否則容易抹殺一些問題，不利于城鎮化健康發展。

　　主張城鎮化路徑的人士則更多地考慮到國情，認為僅靠少數大城市，基礎設施和政府財力都無法承受如此龐大數量的農民進城。因此，不少人提出“就地城鎮化”概念，使農民能夠在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就近就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