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建設中央商務區（CBD）方式

　　建設中央商務區（CBD）是我國推進城鎮化過程中一種比較獨特的方式。我國CBD既有結合舊城更新建設的，也有在新區和開發區核心新建的，但是CBD建設有其獨立特征，舊城改造、建設新區、建立開發區這些模式都難以將其涵蓋。中央商務區的概念由美國社會學家伯吉斯在對芝加哥城市結構的研究中提出，①他認為CBD是同心圓結構模式中五個圓圈的核心區域和城市的經濟樞紐。作為現代城市的功能核心，CBD處于流量經濟的發生中心，各類人流、物流、信息流、資金流在此匯聚和集散。

　　國際上CBD的開發模式雖然也可分為市場主導和政府主導兩種，但基本上都是由市場演變而來的，需要通過市場形成現代服務業聚集的雛形，之后再由政府進一步引導和推動。而我國的CBD建設由于經濟體制原因，全部都是規劃先行的政府主導方式。據建設部統計，截至2002年底，我國有36個20萬人口以上的城市正在規劃建設各自的CBD，其中已經實施開發建設的有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8個城市。②盡管各個CBD的開發運作模式不一樣，企業的介入和組織作用也有加強的趨勢，但政府依然是決定性的主導力量。以行政手段為導向建立起來的CBD，其發展命運最終還是由市場決定，盲目規劃建設，很可能造成相反的后果。

　　目前我國CBD建設存在的主要問題包括：為提升城市形象、創造政府政績，超出城市現有發展水平盲目建設CBD，造成土地、財力等多方面資源的浪費；不考慮CBD形成的過程，大量新建CBD，規劃的規模也常常超出城市經濟實力所能承擔的范圍，造成供給過剩；在建設過程中存在開發模式單一、規劃的系統性不強、實施與規劃相背離等諸多問題。因此，CBD建設應量力而行、因地制宜。

　　（六）鄉鎮產業化方式

　　城鎮化推進不一定都采取集中方式，農村就地城鎮化即為一種分散的形式。農村就地城鎮化是指在農村地域中出現城市的形態，由于擁有工商業的就業機會或良好的社會服務和生活環境，大量非農人口逐漸在農村的一些地區聚集，從而引發人口密度、土地利用、建筑形式與布局肌理等方面出現城市形態特征。推動農村就地城鎮化的動力可能來自外部技術、資本或產業的進入，也可能來自農村內部自發的經濟發展。根據空間層次的不同，我國農村就地城鎮化的方式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鄉鎮產業化的發展方式，另一種是村莊產業化的發展方式。

　　就鄉鎮產業化模式而言，其是在鄉鎮空間領域內發展的。費孝通先生在1980年代初提出

　　“小城鎮模式”時，指出小城鎮具有攔阻和蓄積人口流動的作用，是防止人口向大城市過度集中的 “蓄水池”。① 我國小城鎮的發展歷程大致可以劃分為三個階段：

　　1978—1993年，在“重點發展小城鎮”的戰略指導下，小城鎮建設體現出很強的政府主導特征；1993—1999年，隨著國家將小城鎮戰略視為帶動農村經濟和社會發展、解決 “三農問題”的重大戰略，以鄉鎮企業為代表的農村工業化迅速發展，“珠三角”和“長三角”地區是其典型代表；2000年以來，尤其是2005年提出的“新農村建設”政策，又引導了新一階段的農村就地城鎮化發展模式。以河北農村為例，就地城鎮化很大程度是鄉村工業化的結果，它與城市現代工業直接進入的外向型發展模式有著本質的差異，體現出農村自發的自下而上發展的特征。如河北農村在空間上的就地城鎮化，避免了人口過度向大城市集中，但同時也帶來了一些問題，例如犧牲農業發展，破壞農村社會及其傳統，帶來資源耗竭與環境污染等問題。相對而言，廣州云浮的發展有所不同，它從自發發展走向自覺的、基于地方性的農村自主發展道路。云浮在總體規劃上突破行政限制，劃定主體功能區，根據地區特性制定不同的城鎮化發展戰略，并在農村基層建設包括公共空間、社區服務體系、社會管理、基礎設施完善以及具有地方社區文化的“完整社區”，通過政府自上而下發動、群眾自下而上參與的 “共謀、共建、共管、共享”的方式，探索農村就地城鎮化發展的新模式。總體而言，我們認為，鄉鎮產業化的發展應將政府的合理引導與地方經濟的自主發展結合起來，農村產業化的發展不應以破壞原有農業基礎為代價，在經濟發展的同時要注重農村社區和社會的建設。

　　（七）村莊產業化方式

　　在農村就地城鎮化的過程中，還有一種模式值得關注，即以村集體經濟為依托的村莊產業化方式。村莊產業化的發展雖然不一定帶來空間上的城市形態特征，但卻體現了城鎮化的內涵，通過非農產業的發展帶動農村生活實質的城鎮化。在一般概念上，村莊產業化與鄉鎮產業化有所交叉，之所以把村莊產業化作為一種單獨的模式分析，是因為村莊產業的發展是在村莊這個區域基礎上發生的。村莊與鄉鎮相比，更缺少集約化要素，可以說是城鄉范圍內最缺少發展資源和發展機會的地區，因此村莊產業化的發展往往需要一定動力。動力的來源主要有兩種，即村莊的內生動力和外生動力。

　　內生動力與城鎮化的民間社會動力有相似之處。在內生動力作用下的村莊產業化方式下，比較成功的一種模式是地方精英帶動村莊發展的模式。村莊精英往往具有很強的組織能力和村莊聲望，他們的管理往往與村莊的基層政權合一，在其帶領下，可以建立起一套能夠激發村民活力的機制。這種內生動力的村莊產業化模式在全國有很多成功的范例，如華西村、新鄉劉莊等。在筆者調研的北京周邊農村，城鎮化建設的一個突出案例是韓村河。其通過走村集體經濟的道路，形成了以建筑業為主導、多元產業共同推進的模式。企業獲得的利潤很大一部分用于農村的建設和發展，建成了“人人住別墅”的高檔社區。韓建集團的崛起不僅帶動了韓村河的跨越式發展，同時也影響了周邊村莊。目前正在制定的韓村河中心鎮規劃試圖把周邊村莊納入城鎮建設的范疇中，實現從農業走向第二、第三產業的發展模式，進入現代化的生活、生產發展體系。韓村河所采用的精英推動、企業養村的模式，對其他農村地區有一定的示范作用，也存在一些值得思考的問題，如企業帶頭人的涌現、繼承人的選擇、制度的完善、民主平等的選舉、企業發展的可持續性等等。如果這些問題不能得到很好的解決，不給出一個可遵執行的發展規劃，則很難作為模式被其他地方借鑒。此外，在農村產業化推進的過程中還存在企業空間布局分散等問題，這些仍需要規劃部門的積極引導，與農村的城鎮化建設相結合，以實現農村產業結構和空間結構的全面轉變。

　　村莊產業化的外生動力也有很多種，比如，一些華僑回家鄉投資辦廠就是一種外生動力。但是，近來，由各級政府推進的村莊產業化和置換農民宅基地的方式越來越普遍。在國家18億畝耕地紅線不容觸碰的前提下，基層的土地資源相對有限，利用農村宅基地可以從多方面拓展經濟發展，因此很多地方提出農村宅基地置換的城鎮化發展思路。可以說，村莊產業化以往有很多內生動力的范例，近來各級政府的外生動力日漸成為重要因素。在實施過程中，多由政府先行規劃，通過拆村并點、讓農民上樓，建設“新型農村社區”。在這種城鎮化推進模式中，如果能將農村宅基地置換與促進農村產業發展、解決農民就業、做好土地補償等方面結合起來，并通過完善村莊規劃，讓農民過上現代文明的生活，將會是一種很好的模式；如果處理不好，則會帶來很多問題，如迫使農民改變原有的生活方式，卻沒有推動村莊產業化的發展，也沒有從實質上改善村莊的人居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