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國城鎮化推進模式研究回顧

　　關于中國城鎮化推進模式，國內學界已有一些研究成果。筆者以動力機制和空間模式的分析框架對此作一簡單討論。對于城鎮化動力機制的研究，大多數學者都從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兩個角度進行概括。②自上而下模式主要包括：國家直接投資建設城市、國家大型企業和重點項目帶動、大中城市由于不斷發展向外擴展等。③ 自下而上模式主要包括：鄉鎮企業發展、家庭企業和專業市場發展、農村經濟發展等。④此外，還有一種類型被稱為外力推動模式，包括外資帶動型、外貿激發型、旅游促動型等，① 這類模式雖然借助外力激發地方經濟的發展，但往往也和特定的政策結合在一起，因此也帶有一定自上而下的特征。還有學者提出，我國城鎮化在新的發展階段體現出政府和市場共同推動的特征（見表2省略）。②

　　對于城鎮化空間模式的研究，國內學者較為一致地將中國城鎮化的空間演變特征歸納為外延擴展和內部重組兩種主要類型，但對進一步的細致分類，尚未形成統一看法。③在研究思路上，多數學者注重以動力機制來解釋空間模式特征，但是或過于宏觀———僅討論外延擴展和內部重組兩大類城鎮化空間模式的動力機制區別，或過于微觀———僅對局部地區或某一特定空間模式動力機制進行分析。④總體而言，已有研究尚缺乏對多元城鎮化推進方式的綜合和系統梳理（見表３ 省略）。

　　三、中國城鎮化推進的多元模式

　　根據城鎮化推進的主導力量研究中國城鎮化是通過何種運作機制、運作過程和運作方式來實現的，對于全面認識中國城鎮化至關重要。本文根據城鎮化推進的動力機制和空間模式，將我國的城鎮化推進模式歸納為以下七類：建立開發區、建設新區和新城、城市擴展、舊城改造、建設中央商務區、鄉鎮產業化和村莊產業化。從城鎮化推進的主導力量來看，這七種模式涵蓋了國家、省、市、區縣、鄉鎮和村等從中央到地方的多級行政主體；從空間維度來看，這七種模式也基本覆蓋了城鄉空間范圍（參見1省略）。在空間圖示中，筆者用同心圓表示全部城鄉空間，中心是城市，外圍是鄉村，城市中心區有舊城和CBD，城市向周邊延伸形成城市擴展區，在鄉村有大量的鄉鎮和村莊，開發區和新區、新城亦大多選址于此區域。本文所提出的這七種推進模式是從我國城鎮化發展的現實經驗中歸納而來的；在我國推進城鎮化的實踐中，幾種推進方式可以互相結合和互相交叉，譬如，舊城改造可以與建設中央商務區相結合，我國多數區域的城鎮化推進方式都不是單一模式，往往是多種不同模式的綜合。下文僅對七種模式的動力機制、空間特征、現狀與存在的問題進行概括性分析

　　（參見表4 省略）。

　　（一）建立開發區方式

　　本文將開發區方式列為我國城鎮化推進模式中的第一種，是因為該模式在中國城鎮化推進中最具代表性，是政府主導型城鎮化的典型范例。開發區是以政府為依托、以政策為導向、整合各方資源的一種發展模式，體現出行政資源和政府規劃對于經濟社會發展的巨大推動力。通過開發區的建設，可以在較短時間內完成產業集中和人口集聚，實現城市地域空間和人口規模的跳躍性增長及產業結構轉型。開發區的類型系統比較復雜，按照行政級別，可以劃分為國家級開發區和地方開發區，其中地方開發區又分為省、市兩級；按照職能劃分，國家級開發區可以分為經濟技術開發區、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保稅區、邊境經濟合作區、出口加工區等，省級開發區可以分為經濟開發區、工業園區、產業園區和工業產業園區等。

　　表4試圖對七種模式的特征從動力機制和空間模式的七個方面進行梳理，是僅就筆者所能收集到的數據和調研的案例做出的。中國最早的開發區可以追溯到改革開放之初設立的經濟特區，之后經歷了起步初創（1985—1991）、高速發展（1992—1998）、穩定發展 （1999—2002）和科學發展（2003—2012）四個階段。開發區建設是我國城市空間拓展的主要方式之一。根據2005年的統計數據，在開發區整頓前全國共有各類開發區6866個，規劃面積3.86萬平方公里，超過了全國城市建成區面積總和。①從已有開發區的規?？矗旖?、北京、深圳、珠海、浦東開發區的規模都在20平方公里以上，依托開發區發展起來的大連新市區、天津濱海新區規模相當于中等城市，上海浦東新區面積則超過50平方公里，其規模相當于大城市。②

　　開發區模式有其內在的發展邏輯，是一個政府嚴格控制的邏輯程序，包括四個環節：第一是啟動運行，行政政策、產業規劃、示范效應和區域競爭等是其內在動因；第二是資源組織，財政撥款、企業融資、項目融資、社會資本都會參與其中；第三是資源盤活，土地集中、勞動力吸儲、成本優勢和局部壟斷是其重要方面；第四部分是結果反饋，政府、管委會、企業、開發商、農民或居民、社區與社會等都是重要的反饋對象。開發區如果遵循此發展邏輯，是可以實現良性運作與協調發展的，否則就可能出現運行失調。

　　開發區的經濟局限包括增長模式單一、受國際經濟周期影響明顯、土地資源浪費嚴重、開發區模式趨同以及資源配置的空間倒錯等方面。開發區的社會約束方面可能更值得關注；開發區城鎮化進程的跳躍性和不穩定性，城鎮化進程的強制性、人為性、主觀性和外驅性，對原有社區的社會關系、生活方式和社會支持系統的破壞，公共政策制定缺乏社會組織和社會力量的參與等都是比較尖銳的社會問題。尤其在一些專門的工業園區，大企業、大項目依賴循環流動的外來勞動力，使用其最有活力的年齡階段，而將超過一定年齡段農民工的社會保障責任推給農村，這些工業園區大大節省了城鎮服務體系建設的成本、節省了勞動力的福利保障成本，卻將這些社會責任推給了社會。目前這種情況有所改觀。近年來，一些工業園區提出了“產城互動”的概念，即在工業產業區的周邊建設城鎮、保障房住宅區和城鎮服務設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