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國城市化發展中人居環境現狀

　　中國在城市化快速發展的過程中，社會生活的諸多矛盾逐漸暴露出來，體現在諸多等多個方面。

　　1、城鄉二元體制造成貧富差距，且社會成員之間存在一定的身份歧視。基尼數據作為衡量居民收入差距的指標，可以反映一個社會的貧富差距，從而也暗示著社會風險。根據世界銀行公布的數據顯示，中國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數已由改革開放前的0.16上升到目前的0.47，不僅超過了國際上0.40的警戒線，也超過了世界所有發達國家的水平。由于部分群體隱性福利的存在，有專家認為中國實際收入差距還要更高。

　　2、陷入形式主義的陷阱，盲目城市化。炫耀政績與權力，建設眾多的“標志性建筑”，甚至“世界之最”成為各地普遍做法。盲目崇尚歐美，是當前城市廣場、行政中心一類公共空間建造中的流行病，例如安徽阜陽“白宮”。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最大的拆遷浪費國，甚至還很有可能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建筑浪費國。尚可居住的房屋，為了達到整齊劃一、形象工程的建設而大規模的拆遷，城市赤裸裸的成為以物為本，以富人為本，以商業利益為本的陣地。

　　3、城市生態環境嚴重遭到破壞，城市經濟迅速增長，城市空間日益擴展，從而導致城市水土資源需求急劇增加，從而帶來一系列資源短缺和生態環境破壞問題；城市生活生產排出大量廢棄物，常常超出城市生態系統自然凈化的能力，造成一系列環境污染問題。城市蔓延和城市建設用地擴張，導致城市近郊或遠郊大量農田、草地以及各種植被破壞，生物多樣性喪失，城市熱島效應極為顯著，尤其是北京、武漢等大型城市。

　　二、中國城市化對改善人居環境的影響

　　城市化被認為是21世紀最具影響實力的實踐之一。學界對城市化概念的理解與研究受人口學的影響較大，早期的城市化研究一般都把城市化定義在農村人口向非農產業的轉移上。筆者認為城市化是伴隨產業革命而產生的一種現象，是在近代工業化和現代信息化發展的過程中，由農業人口為主逐步轉變為以非農業人口為主，農村的經濟結構逐步由以農業為主的第一產業轉變為以工業、服務業為主的第二、三產業過程。而人居環境是相對于“人”這個居住主體而言的，是人這個主體周圍的生物和非生物條件的總和。生物指動物、植物、微生物。非生物條件指空氣、土壤、水、巖石等等。這些都是人居環境的組成要素，也可以稱為環境資源。人居環境又被稱為“人類聚居環境”，它不僅僅指住房、城市、小鎮或者鄉村的物質結構，還包括所有的人類活動的過程，居住、工作、交通、教育、文化、娛樂等在內的為維護這些活動而進行的物質結構的有機結合。城市化發展必然導致人類居住環境的改變，體現為：

　　1、人口眾多。人口一直是制約著中國發展的重要因素，比起歐美國家來，中國城市化進程中最嚴峻的難題就是中國人口，中國人口已高達13億多，而美國人口是2.8億，西歐16國人口才3.8億，全球高收入國家人口總和也只有9.6億。中國的人口重心正在向東部沿海移動，中國城市化要為當前數以億計的農村富余勞動力提供就業崗位，讓未來8.5億的農民融入城市生活，這么龐大的就業崗位，勢必會影響中國城市化進程。同時，大量人員的涌入，給城市帶來更重的負擔，導致耕地的不斷減少和城市的無序擴大；對能源和自然資源的需求節節上升，導致人居生態環境發生巨大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