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金融系主任李稻葵在接受《中國經濟周刊》采訪時表示，城鎮化是最需要規劃的，全國不會有一個統一的答案，一定要因地制宜，讓各個地方政府去創新、去摸索。在這個過程中，必須增加決策透明度，增加社會的參與度。

　　《中國經濟周刊》：您怎樣理解城鎮化對于拉動經濟的引擎作用？

　　李稻葵：城鎮化毫無疑問是經濟增長的一個引擎，但是城鎮化比較容易被誤解、被誤操作，因而城鎮化是最需要規劃的。很多發達國家都有地區性的規劃委員會，從國家層面，到地區層面，再到每個社區，都有規劃委員會。城鎮化不是說完全放開讓市場來做就行了，但是完全靠政府也做不到。所以需要國家層面有一個基本的規劃，然后讓各個地方去研究自己的情況，制定相應的城鎮化發展計劃。

　　《中國經濟周刊》：推動城鎮化需要土地管理、戶籍管理、財稅制度等一系列改革，在具體操作時應該怎么去找突破口？

　　李稻葵：我想這個問題說實在的非常復雜，但是也可以高度簡化，就是讓地方政府去創新、去摸索。我們絕對不會認為全國有一個統一的答案。一定要因地制宜，根據實際情況在土地問題、戶籍問題等方面摸索辦法。

　　中央政府只能管最基本的規劃，比如生態環境，尤其是水資源的規劃。地方的發展不能突破水的承載能力，不能先聚集了一兩千萬人口，然后反過來讓國家給建一個飲水工程，那就成了國家的包袱了，不能拿人口當人質。

　　《中國經濟周刊》：在過去的城鎮化進程中出現了不少問題，比如說過度追求GDP的增長，把城鎮化簡單理解為投資建設等，今后這些問題應如何避免？怎樣使城鎮化成為經濟可持續增長的新引擎，而不僅僅是經濟增長的新引擎？

　　李稻葵：其一是認識上在變化，地方政府逐步認識到，光有土地、廠房不行，人才不進來，投資不進來，城市發展不起來；此外，經濟格局也在變化，現在出現了藍領工人相對短缺。各個地方的經濟掌門人都意識到要競爭勞動力了，而不是競爭投資、競爭土地，是要想辦法把勞動力給吸引過來，留住。怎么做？那就要搞戶籍改革、社會福利改革等。

　　《中國經濟周刊》：有人計算過，如果要將現有1.6億已在城市生活的農民工市民化，政府需要在教育、社會保障、就業等方面付出成本約1.8萬億元。您覺得這個成本應該怎么去消化，怎么去分擔呢？

　　李稻葵：這里面可能有一個誤區，一談到公共項目投資，馬上想到財政稅收的投入，其實很多的公共產品完全可以由民營資本來提供。舉個例子，紐約市的垃圾處理不是政府主導來做，而是政府招標，由私營企業來做。通過這種方式把本來政府需要花很多錢去處理的垃圾回收這件事變成了反而有一定的財政收入的項目。

　　要開動腦筋，把很多所謂的公共產品化解成“準公共產品”甚至“私有產品”，來動員民間資金投入。

　　中國經濟改革研究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所長樊綱：

　　城鎮化不等于城市發展

　　如果只是讓原來城市中這些人的生活變得更好，那不叫城鎮化，那只能算是城市發展

　　城鎮化≠城市發展

　　在樊綱看來，城市化不僅意味著城市基礎設施的建設與發展，更應該強調人的問題。“什么叫新型城鎮化？它就是更重視人的問題。本質上是把那些非城市人轉化為城市人的過程。如果只是讓原來城市中這些人的生活變得更好，那不叫城市化，那只能算是城市發展。”

　　曾經有人用“乘電梯心理”來形容不同人面對城鎮化時的不同心態。電梯是高層建筑的公共服務工具，理論上應該是對所有人開放的，但從心理學的角度分析，先上了電梯的人一定不希望更多的人進入電梯。因為人越多越會增加擁擠度和樓層停靠次數。

　　要解決“乘電梯心理”，樊綱認為，除了城市人要改變自身心態之外，政府也要創造出一個大家各得其所的環境。“世界上幾乎所有國家都經歷了城市化進程，各個國家百分之八九十的人最終都進入城市工作。在發達國家，農民只占全部勞動力的2%~3%，而我們國家的農民卻占到了勞動力的百分之三四十。想解決這個問題，一方面媒體要做好教育宣傳工作，另一方面政府的政策本身也要跟上。”

　　他反復強調：“我們必須要有一個包容外來者的制度環境，為外來者提供安居樂業的生存環境。”

　　樊綱對記者表示：“這里的安居樂業，不是說馬上讓外來者住進高樓大廈，而是讓他們在城市中可以享受到與其收入相匹配的生存條件。

　　“現在有很多城市都忙著拆除城中村和城邊村，其實我倒認為，城中村和城邊村是應該保留的。”在樊綱看來，這些地方對于富裕階層來講可能環境稍差，但是對于低收入階層和那些剛剛進城的農民來說，至少可以作為一個過渡住所。

　　“隨著未來收入增長，他們可以租到甚至買到更好的房子，逐步調整過渡。如果你把這些城中村全都拆掉，讓這些人無處可住，他們必然會越住越遠，甚至無法再進城打工。”樊綱指出，政府應該統籌考慮，要學會用新眼光審視問題。

　　城鎮化要順應經濟規律

　　談到不同地區的城鎮化發展與定位，樊綱認為，各級政府應該對自己所在城市和地區有一個清醒的判斷，分析現狀后再作決策，盲目投入建設只會導致金融泡沫的出現。“城市和地區要認清自己有沒有實現就業增長的可能性。如果這個地區位置偏遠，交通不便，不適合制造業和其他產業的發展，那么就應該把人都送到別的地方去就業。如果硬要在這里搞大城市建設，建高樓大廈，最后只會把城市變成鬼城，貸款還不上，最終導致金融泡沫出現。”

　　樊綱表示：“一個地區、一個城市的發展方向會隨著自然經濟的規律而變化。那些有經濟發展潛力、能夠實現創業、創造稅收的地區，將來的人口一定會有增長，這個城市一定會逐步做大。這是一個市場選擇的過程。”

　　“現在每一級具有行政權力的政府都想把自己搞成一個國際化大都市。但是這個地區真的有這個增長潛力嗎？真的能還得起這個債嗎？”樊綱認為，中國的很多城市或地區如果定位準確，完全可以把自己建成一個精品小城。“雖然現在看起來你這里的人口少了，但是只要建設得好，收入也會提高。尤其對于人均收入來說，分子變大，分母變小，照樣會把外面的人吸引過來。”

　　清華—布魯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豐：

　　追求可持續發展的城鎮化

　　日前，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三次會議分組審議了此前國家發改委主任徐紹史所作的《國務院關于城鎮化建設工作情況的報告》。據徐紹史介紹，2000年以來，中國的城鎮化率年均提高1.36個百分點，2012年城鎮化率達到52.57%，與世界平均水平大體相當。

　　然而在清華—布魯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豐看來，在社會保障機制不健全、資源傾斜嚴重的情況下，年均提高1.36%的城鎮化率在未來是難以為繼的。

　　不解決社會保障問題

　　城鎮化將不可持續

　　“很多人認為過去這30年，我們既然平均每年都可以增加一個百分點，那么20年以后，我們國家的城鎮化率就可以到70%。這種計算，表面看來很有道理，但實際是不科學、不現實的。”王豐在接受《中國經濟周刊》專訪時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