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法規與現實的落差

　　據記者了解，近年，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和國家文物局相繼完成了五批中國歷史文化名城名鎮名村的評選。目前，我國已有國家歷史文化名城120多個。

　　在不斷發掘、確立歷史文化名城的同時，相關的保護工作也是在推進的。

　　30年前，相關部門意識到了歷史文化遺產保護的重要性，開始加大力度關注古城保護。1982年是重要的一年，《文物保護法》正式頒布，建立了我國歷史文化名城的保護制度，此后陸陸續續公布多批文化歷史名城和歷史文物保護單位。

　　1995年，隨著歷史文化名城保護力度和認識的加深，歷史文化街區對于歷史文化名城保護的重要性被凸顯出來，成為一把重要的衡量標尺。

　　2003年，原建設部和國家文物局公布了第一批22個中國歷史文化名城名鎮名村，標志著相關歷史文化名城正式進入我國文化遺產保護體系。

　　2008年，國務院通過《歷史文化名城名鎮名村保護條例》，更是標志著歷史文化名城名鎮名村保護已經全面進入法制化軌道。

　　近幾年來，國家更是大力投入專項資金，要求切實改善歷史文化名城的環境，國家每年對文物和歷史名城保護的投入經費都在逐年增加。

　　據知情人透露，申報國家歷史文化名城，要求還是很嚴的，僅硬件條件就要滿足5個：保存文物特別豐富，歷史建筑集中成片，保留著傳統格局和歷史風貌，歷史上曾經作為政治、經濟、文化、交通中心或者軍事要地或者發生過重要歷史事件，所申報的歷史文化名城保護范圍內有2個以上的歷史文化街區。

　　盡管如此，一些城市的申報熱情依然很高：一方面，城市有了一塊耀眼的“牌匾”，另一方面，某些城市確實也“看中”了這一筆逐漸增多的國家專撥費用。

　　文化學者楊樂民表示：“對于古城保護，就政策層面而言，上面一直在努力跟進，但一到下面，就各唱各的戲。”

　　采訪中，張習明堅持認為，現有法律對歷史文化名城的保護依然是不夠的，主要體現在執行力度上。全國相關古城的具體情況都不一樣，保護工作更是一個技術活，這種情況下，全國性的法規不能夠有針對性地落實。

　　“罪與罰”可否匹配?

　　知名城市規劃師章平說：“有的地方因為歷史的原因，比如戰爭或者自然災害使其建筑受到破壞，這些文化名城‘先天不足’，在保護中難度加大。再者在城市化中，古城和古建筑在現實和歷史之間徘徊，處于一種尷尬的位置。”

　　章平舉例，比如被列入通報批評名單中的柳州市，問題主要出在歷史文化街區保護不力上。目前，從相關方面反饋出來的情況來看，柳州也有“苦衷”，解放前的火災、戰亂，以及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幾次特大洪澇災害影響，都對歷史文化街區的保護產生一定負面影響。而附近市民的保護意識也不強，為改善居住條件私搭亂建、擅自改造的行為時有發生，也進一步加劇了傳統風貌的消失。

　　“這些錯誤如何厘清?找到了責任方，又該如何進行懲罰和糾錯?都是需要考慮的問題。”章平如是說。

　　記者注意到，在《歷史文化名城名鎮名村保護條例》中，其對歷史文化街區、外加建設的影響都有明確的規定。但是實際操作上，由于各種原因，執行落實力度大大削弱，問題就一直懸而未決。

　　張習明表示，法規對于違反文化名城保護條列的行為仍缺乏懲罰性約束。“在國外，破壞歷史遺跡是要受到很嚴重的法律懲罰，在法律的約束下，人人都懂得愛護共有文化財產，漸漸形成一種意識。”

　　記者在調查中發現，法規對于未做好歷史文化名城保護工作的相關城市，先是勒令整改，真正“摘帽”的少之又少。這一次由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和國家文物局下發的通知中，也強調了整改工作，并且要求今年8月31日前必須上報。兩個部門將根據實際情況，再決定是否請示國務院將其列入瀕危名單。

　　“一些地方，在被批評之前，對古城保護問題抱著一種得過且過的態度，被批評了就臨急抱佛腳，突然大整修，應付一下那張‘黃牌’。突如其來的‘大修’古城承受得了嗎?我認為，如果發現保護不好的古城，應采取強硬的手段，馬上摘牌，并追究相關負責人，把責任落實到底。重典治亂，是一條路向。”一位不愿具名的北京學者如是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