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子來，同濟大學建筑與城市規劃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城市規劃系主任。目前擔任全國政協委員，曾是世博會重點項目“城市最佳實踐區”的總規劃師。

　　作為城市規劃的專家，唐子來對中國正在大規模推進的城鎮化，特別是小城鎮發展有著深刻的研究。在他看來，中國的小城鎮建設需要解決的問題是多方面的，既有制度層面的改革，也需理念上的改變。

　　“從效率看過去的城鎮化走不下去了”

　　新視界:在您看來，城市規劃的最基本原則是什么?

　　唐子來:城市規劃，是理想主義和理性主義的結合。首先，規劃是面向未來和針對目標的行動部署，所以城市規劃一定是要有理想的。但與此同時，這個理想也必須是可以實現的，這就是理性所在。

　　此外，除了遵循這兩個基本原則以外，城市規劃還涉及到五個維度，分別是體制、經濟、社會、文化和環境。這與十八大報告提出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的“五位一體”總體布局也是相吻合的。

　　新視界:十八大報告中提出推動城鄉發展一體化和加快小城鎮建設，那么改革開放30多年，我國的城鎮化特色是怎樣的?

　　唐子來:中國的城鎮化，在過去的三十年跟經濟發展是一個模式，都強調速度。

　　現在北上廣等大型城市已經具有了所有大城市的通病——人口激增、環境惡化、交通擁堵、住房短缺……可為什么還是有那么多人涌向北上廣呢？這肯定是我們的小城鎮建設也出了問題。

　　新視界:具體是什么問題呢?

　　唐子來:為了追求GDP，我們浪費了資源、污染了環境，效率是不高的。從效率的角度來看這樣的城鎮化是走不下去了。

　　同樣嚴重的是社會公正，農民工就是最具有挑戰性的議題?，F在新一代農民工越來越追求自己的尊嚴、社會公正，利益訴求逐漸多元化，幸福感也下降了，盡管收入有提高，但社會差距也在拉大。

　　“新型城鎮化需要制度變革”

　　新視界:如何才能解決這些問題呢?

　　唐子來:關鍵是制度變革。主要是戶籍制度、土地制度、財政體制、行政體制等方面。

　　中國的城鄉差距的體制影響比任何國家都要顯著，這主要就是因為戶籍制度導致了城鄉二元體系。其實，戶籍制度本身并沒有什么，關鍵是它背后的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制度。

　　土地制度改革涉及公平和效率兩個方面。農村土地轉變為城市用地產生的巨大收益如何在國家、地方政府、集體、個人之間形成合理的分配格局，這是公平問題。另一方面，現行的土地制度也導致農村土地流轉受到阻礙，這是效率問題。比如，已經進城務工的農民工在農村的承包地和宅基地缺乏在自愿和有償基礎上的退出機制，造成大量農村土地的閑置和荒廢。

　　財政體制涉及中央與地方的財權與事權應該匹配，這樣才能改變地方政府對于土地財政的依賴。

　　行政體制方面，我國的行政體系是層級制的，這導致什么現象？就是一級一級抽調資源——往往是省會城市發展最好，因為集聚了全省的資源；地級市的發展也可以抽調下面各縣的資源，而處于末端的小城鎮的發展自然受影響，資源都被上面抽調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