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1840年代開埠，到1932年，上海從一個小小的縣城，在不到百年時間里一躍成為當時世界第五大城市，把東京和香港甩出了幾條街，并奇跡般地發展成為遠東貿易與金融中心！

　　我之所以要在開頭重提大家并不陌生的事，目的就是想和大家探討一下，城市化到底是完全靠政府“做”出來的，還是主要依靠市場驅動的問題。當初上海并沒有在事前規劃城市該怎么發展，城市面積該有多大，人口該有多少，還有商業用地、住宅用地和綠地等等，都沒有明確規劃。當年上海的城市化，說到底是靠以人力資源等要素自由流動為基本特征，在尊重產權基礎上個人自愿合作的城市化。經濟自由和開放胸襟，再加上得天獨厚的區位優勢，上海正是依托市場的本色表演，才自發地實現城市化。

　　如今，“新型城市化”一詞熱得十分燙手。新一輪的城市化、城鎮化建設如萬水朝宗。據官方透露，2012年我國的城市化率為52%。今年，城市化依然是出現率最高的詞之一，甚至被一些專家學者提高到了事關一個城市能否具備城市核心競爭力的位置。在諸多有關城市化的鼓與呼的聲浪中，不顧農民意愿強拆強遷的報道又頻頻見諸媒體。這里就出現一個大問題：那就是把城市化、城鎮化的目標過于確定化了，并對成果又有明確要求和完成期限，這就會讓一些地方政府和發展商把事情做過頭，不把農民趕上樓，怎讓城市化更上一層樓？

　　而現實告訴我們，在城市化城鎮化的規劃中，你可以規劃各種建設用地和綠地，但規劃不了以市場為導向的、以尊重個人產權為基本特征的、本色上演的城市化。比如你在新辟的“新型城市化”的某區塊中，規劃常住人口五萬，但到了“完成期限”，人們會忽然發現，那些規劃完全是紙上談兵。為什么呢？因為人是不會讓自己強制性地跟著一個向度走的，選擇創業的不是“位子”而是實力。李克強總理說了，新型城鎮化，是以人為核心的城鎮化。我個人的理解是，總理是要人們在本質上擺脫計劃經濟思維。

　　上海自發城市化的經歷告誡我們，城市化也，有“市”才有“城”。誰能事先知道某個城市將成為國際大都市或什么什么中心？當然，這不是說政府在城市化城鎮化建設中可以不作為，關鍵點在于選擇該擔當的角色和位置。以權力驅動的“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傳統，的確讓我們辦了許多崇尚個人自由的國家無法辦到的事，而且對于那些目標明確的事，我們也往往能無往而不勝。但城市化必須是以真實發生的市場化為標桿的。一切大包大攬、大操大辦的城市化，到頭來大都會演化成人工造城運動，進而造成大量資源的錯誤配置和浪費。所以政府能做的，就是尊重以產權為基礎的個人自愿合作，維護法治，而不是一味搶市場的戲。 當然，崇尚個人自愿和市場化并不是排斥規劃和合作，因為規劃也是人類知識進步的有效手段之一，我們反對的是城市建設和經營具有特權的壟斷性，忽略市場化運作的努力。

　　政府集中控制下的城市化建設常常會出現這樣的問題：一方面它只能著眼于那些目標明確的、已知的項目，說得更清楚一點，那只能是模仿，不能超越；另外，缺乏靈活的集中控制，會讓城市建設所依賴的個人天賦、創新能力顯得脆弱，進而極易摧毀極有價值的機會。一個十分吊詭的現象是，有些根本沒有規劃過的城市產業，會在某時某刻忽然千樹萬樹梨花開，而一些精心布局的商圈，卻總是只聞樓梯響不見人下來。足見人往往是往能充分展示個人創業、生活自由度較高的方向走的。這或許才是自發城市化正途。

　　“市”托“城”，“城”輔“市”。現在有人把城市創新視如“軟實力”，我認為這個“軟”字用得特別好，因為它依靠的不是“硬”性的措施和命令，而是依靠另外一種更具人性化的讓市場說話的“軟”環境。當然，這樣的轉化需要一個艱巨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