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讀了《光明日報》2013年2月18日載劉士林教授的《中國式城市化》（以下簡稱劉文），頗受啟發。但是，劉文認為“歐美模式是現代城市化的主流”，是個“正常的孩子”，拉美式城市化“模式很失敗”，是個“早產的孩子”，而“中國式城市化道路和模式代表了世界城市發展的未來”，是個“早熟兒”，對這些觀點，筆者不敢茍同，本文試從“是什么”、“怎么樣”和“怎么辦”三個層面，解讀中國式的城市化，并對劉文上述觀點提出商榷，以就教于劉士林教授及學界同仁。

　　中國式城市化的現狀：是什么？

　　對中國城市化發展進程的客觀描述、概括和總結，是正確認識中國式城市化的客觀基礎和歷史出發點。

　　首先，從人口的城市化來看，2012年52.6%的城市化率（國家統計口徑稱城鎮化率）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中國城市化的現狀。雖然已經進城的2.6億農民工尚未真正取得同等的市民待遇，但他們畢竟已生活、居住、勞動在城市，無論是政府、學術界，還是普通市民，都已不能再無視他們的存在和訴求。

　　從空間城市化來看，經過60多年的發展，近670座建制市，近2萬個建制鎮已矗立在中華大地，它們成為未來中國式城市化發展的載體和城市引力場的引力中心。大城市規模還會繼續擴大，大城市數量還要繼續增加，許多小城鎮要發展成為中小城市，許多中小城市要發展成為上百萬人口的大城市，這已是看得見摸得著的基本大趨勢。

　　從國家戰略層面分析，城鎮化已上升到國家經濟發展的主導戰略。2001年出臺了我國有史以來的第一個《城鎮化發展規劃》，2012年中共十八大強調要“堅持走中國特色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道路”，2013年上半年有望重新出臺《中國城鎮化發展規劃》。

　　中國式城市化的問題：怎么樣？

　　那么，上述中國式城市化進程是否正常，是否令人滿意？對此問題的回答，直接關系到未來中國式城市化發展道路的政策導向和頂層設計，而不同利益集團，如農民工和市民、開發商與居民、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學者，答案顯然不同。但是，只要以科學的精神和公正無私的態度，站在人民大眾的立場上，以民生為導向來研究中國式城市化，就不難得出這樣的判斷：中國式城市化成績很大、問題不少，總體上評價，是存在扭曲和滯后之處。

　　說它是扭曲的，主要是因為我國的人口城市化大大滯后于土地城市化，大量鄉村人口進城為城市化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卻沒有實現真正的市民化，更沒有分享到與其巨大貢獻相一致的城市化收益。

　　說它是滯后的，是因為就中國在18世紀所具備的城市化發展的充分必要條件而言，它至少應和歐洲的城市化發展同步。但因種種原因，中國式城市化脫離了世界城市化的正常軌道，直到今天，還低于世界城市化平均水平。

　　無論從哪個階層的立場，都不能說中國式城市化優于拉美城市化，更不可如劉文所言：“中國式城市化從一開始就考慮得比較仔細，顧忌的層次和關系繁多，因而我們民族構建的中國式城市化模式，理應是人類城市化所有可能的道路中最好的那一條”，至少已經走過的中國式城市化之路并非如此。至于劉文說“中國式城市化道路和模式代表了世界城市發展的未來”，不免有夜郎自大之嫌。

　　中國式城市化的未來：怎么辦？

　　作為一種理想模式或頂層設計的中國式城市化，其中包括總體目標、實施步驟、政策措施等等。它要回答的問題是“怎么辦？”。從指導思想上看，中國式城市化的政策導向和頂層設計，必須體現人民大眾的意志、愿望、權力和利益，這是不再繼續受劉文所說“煎熬”的必要前提。

　　根據城市化發展的普遍規律，借鑒國外城市化發展的經驗教訓，充分考慮到中國國情，針對當前中國城市化取得的成效和存在的問題，筆者認為，今后中國式城市化的主要任務不是再一味擴大城市的空間，而是要著眼于農民工進城落戶、遷徙人口在城市定居，即人口的市民化，其中首先是已經進城的2.6億農民工市民化。

　　為此，筆者認為，必須根據中共十七屆三中全會的精神，建立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逐步縮小行政性征地的范圍，在符合法律和城鄉統籌規劃的條件下，應該允許農村集體建設用地進入市場，允許農村集體宅基地的使用權自由轉讓、抵押和出租，和國有建設用地同地同權同價，讓農民分享工業化、城市化的成果，同時加快農村家庭承包地流轉，實現農地適度規模經營。

　　為加快城市化進程，政府還應采取如下一系列配套政策：其一，加快戶籍制度改革，健全和完善農村人口向城市轉移的各項政策法規；其二，完善統籌城鄉的社會保障制度和教育制度，消除進城務工農民的失業和醫療的后顧之憂；其三，統計和公布涵蓋城鄉的真實失業率，建立統籌城鄉的就業制度；其四，大力發展中小企業；其五，提供大量廉價自住房，為新增城市人口提供基本住房保障；其六，建立有助于加快城市化進程的政績考核制度；其七，考慮建立國家城市發展委員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