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會期間，新型城鎮化引起熱議，很多議案提案針對農村怎樣城鎮化，農民怎樣成市民。值得注意的是，城鎮化產生的問題不僅在農村，也在城市。“收縮的城市”現象正在全球，特別是在發達國家蔓延，對我國城鎮化具有借鑒和警示意義。

　　今天所指“收縮的城市”,主要是工業化后期，由于去工業化、老齡化、高失業率、資源枯竭等原因，使某些地區城市人口減少，經濟活動衰退。德國聯邦文化基金會最近以美國底特律、英國曼徹斯特和利物浦、俄羅斯伊萬諾沃、德國哈勒和萊比錫4個都市區域為例，在全球范圍內對“收縮的城市”課題進行了深入研討，指出了其中的三個成因。

　　第一是去工業化。20世紀中葉，英國工業就業開始萎縮，到20世紀末，去工業化在英國蔓延，其中在伯明翰、曼徹斯特、格拉斯哥的城市群，制造業的蕭條給城市經濟帶來了嚴重的社會影響，而失業加速了城市人口外流和內部“空心化”。

　　第二是郊區化，即人口、產業、基礎設施從中心城區向偏僻地帶轉移。在美國，“收縮的城市”地處大區域的核心地帶，盡管大區域的人口和就業并未下降，但這些城市卻從中心地區向邊遠地區遷移，從而造成中心地區大面積荒蕪。區域重組又加劇了中心地區的廢棄和邊緣地帶的發展。城市邊緣區域憑借廉價的土地和開放的空間而備受制造業的青睞，導致郊區逐漸代替中心城市。

　　第三是政治、經濟體制轉型。受蘇東劇變影響，前蘇聯和東歐國家多數城市人口數量銳減、經濟下滑、工業停滯甚至結構轉型，反工業化、私有化大行其道，城市均不同程度地出現收縮，只有那些有高利潤的原材料工業地區才幸免于新經濟浪潮。

　　同濟大學副校長吳志強認為，為了避免中國未來有可能出現區域性城市群的萎縮，中國的城市規劃要未雨綢繆，做好充分準備，用新的方法和技術來應對城市發展、擴張，以避免城市衰退或人口遷出。

　　人的城鎮化，針對的是所有人，應該充分發揮政府主導戰略資源的傳統與優勢，趨利避害，發展文化事業，完善社會服務體系，這種城鎮化才能不僅避免“粗放的農村”，也避免“收縮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