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估機制難建立

　　但在中國，人工林的面積，被計入森林覆蓋率之中。而且，在每年的高指標重壓之下，多地只是希望完成任務式地植樹。

　　然而樹苗難以催長。不少地方只能寄希望“包給公司干”，只求完成任務。在這一過程中，造林成本也大大提高了。

　　“國家估計的一畝地造林成本大概在300元，但實際中，一畝地卻要花將近3萬元。”資深林業(yè)專家王平(化名)告訴法治周末記者。

　　他也曾在北方某地調研時建議一位地方官員，種植棗樹，認為這樣既可以“適地適樹(在適宜植樹的地方，種植適宜的樹種)”發(fā)揮其環(huán)保效應，又可以帶來一定經濟效益。但對方不干。問他：“棗樹結果太慢了。我可以種桃樹嗎？”

　　在得到否定的答案后。官員為難地說：“棗樹結果要3年。3年后，我就調走了。”

　　造林的數量指標完成，與官員的政績相關。而質量，卻與此脫鉤。“要提高官員的生態(tài)意識。但有時，即使他們意識到了，也不愿意做。”上述林業(yè)專家表示，這才是“最關鍵”的問題。

　　現在，植樹造林規(guī)劃已被寫入國家法規(guī)中。森林法第二十六條規(guī)定，“各級人民政府應當制定植樹造林規(guī)劃，因地制宜地確定本地區(qū)提高森林覆蓋率的奮斗目標。”

　　但在實際操作中，因地制宜這四個字，卻不被重視。

　　在記者的采訪過程中，“適地適樹”的原則，已得到專家的一致認同。但究竟如何判斷，怎樣才算適合，專家們表示，目前還沒有建立起一套評估機制。

　　劉書潤認為，這與中國生態(tài)專家匱乏有關。“有的植物學家，連好多草的名字都叫不出來。”

　　而前述不愿具名的專家則稱，作為專業(yè)人士，自己與同仁還難以改變官員的意志。

　　在植樹造林問題上，農業(yè)、林業(yè)部門也存在分歧。

　　“植樹指標追得過高，就要占用農田。但保證農田面積的‘紅線’又在那里。這就產生了矛盾。”王平說，“現在，北京已經是無地造林。園林綠化部門，采取了一種‘爆破造林’的方式，把地下的石層炸開，填土后種樹。這種造林方式，是一般造林成本的5倍。”

　　與植樹相比，馮永鋒帶領下的自然大學，正希望讓人們把注意力從植樹轉移到護樹上。自成立以來，自然大學始終對植樹持謹慎態(tài)度，從未發(fā)起過一次植樹活動。

　　事實上，兩年前，自然大學草木學院對植樹節(jié)的反思就已開始，同時醞釀護樹活動。

　　楊恒說，草木學院試圖用“植物認知”的方式，喚起人們的護樹意識。“你不覺得，如果你知道了一棵樹的名字、習性，會更有保護它的愿望嗎？”

　　在自然大學，甚至有人希望，“讓植樹節(jié)退出歷史舞臺”，用“護樹節(jié)”取而代之，將公眾視野乃至國家政策引導至對現有植被的保護上來。

　　被“死保”的天然林

　　作為在林業(yè)界出了名的“大炮”，羅菊春卻并不完全否認植樹造林。“成就很大，問題不少。”他稱。

　　羅菊春認為，造林的同時，還應該科學地保護天然林。

　　2000年10月，天然林資源保護工程正式啟動。這項工程，脫胎于1998年中國特大水災之后，國家層面提高了對天然林重要性的認識。

　　工程建設的目標，主要是解決天然林的休養(yǎng)生息和恢復發(fā)展問題，最終實現林區(qū)資源、經濟、社會的協(xié)調發(fā)展。因此，控制天然林資源消耗，加大森林管護力度，被放在了相當重要的位置。

　　然而，羅菊春認為，目前中國部分天然林的保護，仍處于“死保”的困境。

　　他調查后得知，一些天然林區(qū)被用鐵絲網圈起來，當地人不準進入。在陜西某縣，一位副縣長向他訴苦，自從天然林被圈起來后，當地百姓收入減少了三分之一。

　　與經濟效益相比，生態(tài)效益的下降更令人擔憂。

　　“如果把天然林死保起來，樹木會越來越密，都長成了搟面杖一樣細。而樹木一密，空氣不流通，陽光難以照進樹林。這嚴重危及森林中其他生物的存活，生物多樣性下降，極易產生病蟲害。而自然界中，天然林實際上是很少發(fā)生大面積病蟲害的。”羅菊春解釋。

　　但人工干預下的天然林卻異常脆弱。

　　國家林業(yè)局森防總站辦公室曾提供給媒體的一組數據顯示，林業(yè)有害生物災害年均發(fā)生面積1000多萬公頃；年均成災面積占喬木林受災總面積的50.69%；每年因生物災害造成的直接損失和生態(tài)價值損失已達1100多億元。

　　2003年，羅菊春曾作為國家林業(yè)局專家，參與西北、西南等地區(qū)的天然林考察。

　　在他的印象中，那次考察主要是為了回答國家發(fā)改委提出的兩個問題：天然林保護工程啟動以來，每年花費的資金不少。能不能考察一下，看是不是要繼續(xù)保？如果要繼續(xù)，怎樣保？

　　考察歸來的專家們最終給出了這樣的答復：應該繼續(xù)保。但保護方式要變化，即破除“死保”，進行“撫育采伐”，保證天然林的正常代謝。

　　“實行撫育采伐的一些縣市，效果很好。”羅菊春說。但他也得知，個別天然林，卻沒有嚴格按照撫育采伐的要求，采伐弱樹，而是“專挑粗壯的采”。

　　盡管撫育采伐讓中國天然林透了口氣，但火仍然是一個絕對的禁忌。

　　劉書潤了解到，在大興安嶺的天然林區(qū)，因為完全杜絕火燒，落葉在樹林中積累了厚厚一層，必須進行人工清理。否則，幼樹難以生長，也影響其他生物的存活。

　　他稱：“森林火是大興安嶺的催化劑，或者說動力。但這話，很多人都不敢說……現在大興安嶺的森林最缺的，正是大家最擔心、最怕的一把火。”

　　相反，在一些不科學種植的人工林，每年既消耗了不少的護樹成本，也難以得到經濟與生態(tài)回報。

　　“不合理的人工林，干脆清除更好。”劉書潤說。

　　羅菊春亦告訴法治周末記者，在美國等發(fā)達國家，是允許生態(tài)用火的。這已被證實，對森林生態(tài)平衡有好處。

　　今年植樹節(jié)前夕，在草木學院發(fā)起護樹活動之后，得到了不少人響應。其中一些來自大學的環(huán)保組織。他們的困惑是，雖然認同“護樹”的必要性，卻苦于找不到地方。

　　楊恒很愿意為他們牽線搭橋。比如，她介紹北京科技大學綠盾環(huán)保協(xié)會的負責人去延慶的一片山林參與“認養(yǎng)樹木”的活動。

　　但更多人，還在植樹的路上。

　　今年植樹節(jié)前幾天，馮永鋒在微博上與植樹者有過一場辯論。“至少我們在做”，有植樹者不滿馮永鋒對植樹的批評態(tài)度。但馮永鋒卻堅持自己的立場。

　　這場對話最終不歡而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