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曾經參與義務植樹，可能非但未能改善環境，反而為生態埋下了一顆危機的種子。但少有人知道，不科學地植樹，不僅于環境無益，還可能導致生態災難。而保護天然林，亦是如此。今年植樹節，民間公益組織“自然大學”向中國式植樹發起挑戰，呼吁人們更多地護樹，而不是盲目植樹。

　　5年多來，環保人士馮永鋒一直堅持發出這樣的聲音：國人植樹存在嚴重誤區，且如果任其發展下去，可能造成災難性后果。

　　馮永鋒的另一個身份，是國內某報的資深記者。2008年，他寫了一本書，名為《沒有大樹的國家》。

　　這是一本報告文學，涉及到福建、江西、云南、北京等省市與樹木有關的若干故事。它們共同勾勒出一幅可怕圖景——中國天然林覆蓋面積不斷下降；盲目地植樹造林適得其反；生態系統面臨前所未有的危機。

　　然而，盡管此書出版后立即引起了不少環保人士的重視，但馮永鋒所擔憂的“中國式植樹”卻仍在如火如荼地進行。

　　“坐上火箭”的盲目植樹

　　2011年6月，全國綠化委員會、國家林業局頒布的“全國造林綠化規劃綱要(2011—2020年)”援引第七次全國森林資源清查結果稱，中國人工林面積為6169萬公頃，規模和發展速度均居世界第一。

　　這一數字還將繼續膨脹。

　　2011年至2015年各地“造林綠化規劃主要指標”，亦在前述綱要之中。其中，內蒙古、湖南、新疆位列造林任務前三甲，分別為382萬公頃、200萬公頃、199萬公頃。

　　而民間自發的植樹活動，同樣熱情高漲。

　　今年3月12日，中國第34個植樹節尚未到來，多地已掀起了一陣“綠色浪潮”。

　　記者在“中國綠化網”上看到，河南、四川等多省市的義務植樹活動已經展開。在浙江省嘉善縣，一天之內就在滬杭“兩高”(高鐵、高速公路)森林通道，植下1200余株香樟。

　　無論是在政府藍圖上，還是民眾的意識中，植樹都有諸多益處。尤其是在空氣和水的質量令人擔憂的當下，植樹造林似乎更有“亡羊補牢”之感。

　　只有少數人意識到，延續以往的植樹方式，可能會導致更大而且難以挽回的損失。

　　3月5日，馮永鋒一手創立的民間公益組織“自然大學”下屬的草木學院，向傳統的植樹節發起了再一次的挑戰。

　　“當我們扛著工具，帶著樹苗去挖坑植樹的時候，我們有沒有想過，我們種下的樹，是不是只是一種樹？是不是本地樹？這些樹植下去，有沒有人養護？存活率有多高？產生的生態價值有多高？甚至，在我們植樹的地方，原來是不是有樹，只是被當做雜木或者荒地被清理掉了，以換上‘純良’的樹種……”

　　被草木學院貼在微博上的一連串問題，正是馮永鋒希望向公眾傳達的信息——拒絕盲目植樹，同時，保護大樹與天然植被。

　　在馮永鋒的影響下，自然大學成立后，并未發起任何植樹活動。楊恒是草木學院的負責人之一。在園林專業出身的她看來，首先從對待植物的態度上，中國就落后于一些發達國家。

　　一次植物鑒定的活動中，密歇根州立大學園林學院的教授看到楊恒的同學隨手采下植物的莖葉，不高興地稱其為“killer(殺手)”。

　　“我們希望在植樹節，發起護樹活動。這也是讓人們學會尊重生命。而不是拿樹木單純地當工具使用。”她對法治周末記者說。

　　“幫倒忙”的植樹運動

　　護樹的建議來自于自然大學的工作人員和志愿者們的發現。

　　正如馮永鋒在《沒有大樹的國家》中提到的，盡管中國的森林覆蓋率持續上升，生態效益卻持續下降。表面上，中國有了更多“森林”，但“森林”卻包含了不少單一樹種的純林，后者不再是一個完整的生態系統。

　　另一方面，自然大學志愿者在河南等地調查后發現，城市綠化工程正對古樹的生存構成威脅。

　　雖然早在2009年，國家林業局就明文禁止古樹名木移栽進城，但仍不時有此現象發生。自然大學成員彭保紅無奈找了個“笨方法”解決問題：“我也不懂得怎么樣去跟政府部門打交道，反正一發現問題，我就打110舉報，然后不斷發微博。”

　　內蒙古師范大學退休教授、生態學家劉書潤對自然大學提出的“理性植樹”表示認同。

　　劉書潤師從中國著名生態學家李博。上世紀70年代，一次李博從西北開會歸來，對學生們說：“種樹不見得多就是好。”

　　當地老百姓私下告訴李博，正是因為大面積的植樹運動，導致地下水下降，人們喝水都成了問題，更別說要給樹澆水。

　　沒過幾年，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地理學家黃秉維一篇名為《正確地估計森林的作用》的文章發表在《地理知識》雜志上。

　　這篇文章很快引起了強烈的社會反響。不少人致信提出了反對意見。但黃秉維仍堅持自己的觀點——森林并不是萬能的；植樹造林，在某些特殊條件下，也可能使水文等方面出現不利因素。

　　敢于叫板成見的人終究是少數。30多年后，李博、黃秉維兩位科學家生命已逝，中國式植樹卻仍然延續了下來。

　　每年植樹節前后，劉書潤見多了浩浩蕩蕩的“植樹大軍”向內蒙古挺進。其中，既有政府工作人員，也不乏懷有良好意愿的民眾。甚至，很多來自日本、韓國的植樹者也出現在那里。他們大多是憂心中國的沙塵暴席卷至自己的國家，所以千里迢迢而來。

　　去年，劉書潤看到一位企業家買了片草場，專門種樹。這讓他哭笑不得：“這本來就是長草的地方，為什么非要種上樹呢？”

　　很多牧民向劉書潤抱怨，因為種樹，他們失去了放牧的場所。很多林地，都被圈了起來，根本不讓牲口進去。

　　有的林場，樹已經種滿了。可一到植樹節，又有人要來植樹。“沒地了，怎么辦呢？就把之前種上的樹挖了。給前來植樹的人騰出地方。”劉書潤說。

　　純林“侵略”天然植被

　　類似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包括馮永鋒在內自然大學的志愿者都有親歷或耳聞。

　　多年前，馮永鋒曾到北京近郊的植樹基地種樹。他發現，山杏、荊條等本地樹種都被砍倒，“為植樹讓路”。

　　“以生態的名義破壞生態。”這是最可怕的，馮永鋒曾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說。

　　在劉書潤看來，目前中國植樹造林至少存在這樣兩個誤區：天然無林的地方都應該種上樹；種樹只種單一樹種，“農業化造林”。他告訴法治周末記者，在北京郊區，已經沒有一塊天然林地。

　　劉書潤曾在山西實地考察，發現人工種植的刺槐林下，土壤變成了白色。林子里靜悄悄的，既沒有蛐蛐聲，也沒有鳥叫。而在并無高大喬木的荒山，反倒生長著不少草本植物，其中很多都是常用藥材。

　　“現在很多人都說綠色好。但我們的地球，實際上是彩色的。經歷億萬年形成的戈壁、沙漠，包括一些人眼中的‘荒山野地’，其實都有其生態價值。”劉書潤對法治周末記者說。

　　劉書潤認為，就像多姿多彩的地理形態一樣，植樹選用單一樹種也不科學。“綠化不應該只有樹木，還應該包括草、灌木等。”

　　但實際上，他所見到的植樹，卻往往是“不論環境，有樹就種”。“本應生長在大興安嶺北部地區的樟子松，卻被大量移栽到鄂爾多斯，結果死了很多。”

　　而與南遷的樟子松相比，楊樹是大規模植樹中更受歡迎的樹種。

　　北京林業大學教授、國家林業局自然保護區研究中心特聘專家羅菊春在接受法治周末記者采訪時稱，中國造林在樹種挑選上，呈現“北楊南杉”的局面。即，北方(尤其是缺水的西北地區)大面積種植楊樹，而南方則種杉樹。

　　羅菊春以前者舉例：楊樹生長迅速，耗水量大，如果沒種對地方，很可能非但不能起到防風固沙的作用，反倒成了荒漠里的“抽水機”。

　　此外，單一樹種的純林，極容易因生態失衡而遭遇滅頂之災。羅菊春回憶，上世紀90年代，呼和浩特往西，經寧夏、甘肅的大片楊樹林，就曾因為天牛災害，出現大面積死亡。不少大樹“一踹就斷”。

　　據劉書潤介紹，森林作為一個生態系統，不僅包括地面上的樹木、灌木、草等植被，還包括地下的土壤動物、微生物等。這一切，相互制約，形成平衡。

　　也因此，人工造林與天然林也并不是一回事。國際上，并不提倡人工林。在森林覆蓋率公認很高的日本，也有一些森林是天然林與人工林的混合林。“這一點，讓日本人覺得不夠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