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今天，正在經歷一個有著13億人口的社會的空前轉型，也面對著人類文明自工業革命以來又一次激蕩的變革，有太多的事情值得我們去思考、探索和記錄。記錄歷史總會遭遇這樣或那樣的挑戰，面臨這樣或那樣的困境，這不足為奇。盡管我們的文字，可能在我們活著的時候，不能被完整呈現，但只要我們用心去做，這些文字總會活得比我們長。

　　這是王軍在《拾年》中的一段話。拾年者，十年也，光陰重拾也。書中記錄了他作為一名城建記者所目睹的在二十一世紀最初的這十年，北京城市建設經歷的糾結與迷茫。

馬生泓（左）《中華建筑報》資深記者，《事說昕語》總策劃；曹曉昕（中）中國建筑設計研究員副總建筑師；王軍（右）新華社高級記者，著有《城記》、《采訪本上的城市》、《拾年》

　　21世紀的第一年，對于中國有著特殊而重大的意義，伴隨著北京申奧成功、加入世貿組織，中國的大門不可逆轉地向世界敞開了。成功申辦奧運之后，北京認識到在過去半個世紀里城市發展的缺失——失去了雄偉的城墻，甚至險些失去故宮……彼時，北京城因為移植于莫斯科的單中心城市結構造成的舊城破壞、交通擁堵等問題，已經日漸嚴重。多年前提出來的“梁陳方案”，再一次受到人們關注并在2005年公布的《北京城市總體規劃》中得到體現。

　　可是，推土機仍然保持著強大的慣性，千重萬疊的矛盾交織在一起被推演至2011年——這一年，北京市常住人口突破2000萬，一季度地鐵出行人數逾4億人次，北總布胡同梁思成、林徽因故居被拆毀，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顯示，北京市共有969處不可移動文物消失……那座記憶中的古都在離我們漸行漸遠。

　　拆與不拆的困局

　　建筑就是歷史，它將消逝的歷史具象地留存下來。北京是世界上建城最早的歷史名城之一，遺存下許多凝結著中華古代文明和傳統文化的建筑。

　　然而，如今的北京城，高樓越來越高，馬路越來越寬，立交橋越來越復雜，胡同越來越少，車越來越多，路越來越堵。當一切道路以行車方便為前提，當一切開發以拆除老屋、蓋大樓為前提，那些我們能看到歷史的地方，也許真的已經成為歷史。

　　曹曉昕：2005年國務院批準了保護老城、建設新城的規劃，這是一個很好的總體規劃，但事實上執行得并不好，我們的老城還在不斷地被拆，在被建更高密度、更高強度的建筑。從建筑師或規劃師的角度來講，老城每拆一塊喪失的都不是孤立的一部分，而是關于文化肌理或城市記憶的線索。疊加起來后，原來的城市系統是不堪重負的，這里不光包括交通，還有很多其他方面，會導致一個連鎖反應。

　　王軍：老城是歷史的一部分，但是現在一談老房子，大家想到的第一個字就是拆，干嘛非得拆？當然我不會把這個事情變成一個道德問題，因為中國的拆主要和城市的稅收結構有關系。中國沒有開征“城市文管稅”，中國城市目前為止一個最大的問題就是公私權力之間的關系出現了問題。我們可能更應該探討的是現在看待老房子的態度，這不僅僅反映一個人有沒有文化，背后實際上是有利益結構來支撐的。

　　馬生泓：我對老北京城的印象可能就是大柵欄那一片，但現在已經有一部分拆掉了，留下的給人一種比較沒落的感覺。那里還有很多胡同，但房子里頭已經沒有人了，即使有人，生活在那里也不是特別方便。

　　王軍：我覺得前門地區經歷著兩種落寞，一種落寞就是前些年完成的改造。開發商拿著一張老照片試圖把它修回去，像蓋樓盤一樣蓋一條街，這種大規模的改造完全沒有多樣性。還有一種落寞就是剛才你講的，以前那么繁華的地方，現在蕭條下來了，甚至它的細胞、住宅全部衰敗、爛掉了，這在人類城市發展史當中是沒有過的事情。

　　一個城市在和平時期，在經濟增長時期，黃金寶地上的房子沒有人愛惜，就這么爛掉了，這不是建筑本身出了問題，而是有人把這個城市的生命系統給破壞了。哪個地方一個拆字，誰也不敢買，誰也不敢修。其實前門改造時，我也跟政府部門談過這個意見，我說你們最需要做的事就是宣布不拆，不拆后我就敢去交易，就敢去修繕，你再出一個導則來約束該怎么修，房子就活下來了。北京在舊城保護方面已經有較為成功的經驗，就是南鑼鼓巷和煙袋斜街。政府一分錢沒花，宣布不拆了，商業價值就都體現出來了。

　　神形兼備

　　才能真正保存住北京的胡同文化

　　胡同安靜至極，讓人產生一種遠離塵世喧囂的靜謐之情。老北京的胡同里裝載著無數動人的故事。鄰里間的真誠相助，是北京胡同文化的精髓，是胡同文化的“神”。胡同中各種宅院的形制，則是胡同文化的“形”。神形兼備，才能真正保存住北京的胡同文化。

　　王軍：北京最好玩兒的地方就是胡同，我現在就住在胡同里，有一種古人所講的“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的感覺。中國古代最講究的房子就是四合院，原因之一就是和自然環境配合得非常好。它是那么親近自然，但同時又保持了城市很緊湊的狀態。

　　曹曉昕：從專業規劃者的角度看，胡同其實是非常結締的排布方式。一個院子挨一個院子，我家的東墻就是你家的西墻，非常高的密度，但每家每戶又都有院子，高密度的同時又十分舒適。

　　原來的北京就是這樣一個水平延展的高密度低強度的城市。現在搞什么開放的居住我覺得沒有必要，因為我們的居住習慣和理念從祖宗那兒傳過來就是這樣，我們現在的居住模式反而是被歐美模式打破了。

　　馬生泓：最近我看了《尋找老北京》這本書，是30年代一個美國人寫的北京，真的很傷感。他說那個時候北京城就已經開始遭到一些破壞行為，損失得很多，他還說很多外國人一來北京玩兒就不想走了，就想住下來。你看，人與人想見見面、聊聊天，是多么人性的一種需要，北京的胡同會讓你情不自禁地產生這種需要，在胡同里任何人見面時都是很親近的感覺。

　　王軍：但是北京至今都沒有一個四合院博物館可以供人參觀。你到山西去，大院很多，但北京沒有，我們現在能看到的就是王府和故宮。北京不僅沒有四合院博物館，而且現有的四合院很多也日漸衰敗。現在一提四合院就是污水橫流、破磚爛瓦、屋頂漏雨的大雜院。這種黃金寶地上的蕭條，在中國的城市里比比皆是。

　　其實，四合院本身質量是很高的。原來一個院子里住的是一戶人家，大家都很愛惜，但現在可能是三家來住，然后私搭亂建，因為這是公房而不是某一個人的。歷史上對房屋的養護，是一種基于產權自由交易的市場行為，無需政府投入財力。在此種關系中，財產權的穩定最為重要，否則，這種市場行為就不會發生。

　　任何事情都不能挑戰社會正義

　　建筑保護亦是如此

　　在固有的“舊城改造”思維的引導下，我們許多地方在城市規劃時，首先考慮的是全局上“消滅”老建筑，至于所謂的“拆除性保護”，只是部分性的、極少數的。反觀歐洲一些著名城市，它們在開發城市功能時，首先考慮的是如何最大限度保留老建筑，如何讓舊的城區經過升級后發揮新的功能。

　　曹曉昕：對于上海石庫門的改造我也持否定態度，包括改造成新天地。它是利用過去的文化資源來為自己服務，可能比那種野蠻地把石庫門全部推掉要好一點，但它很大程度上還是把這個文化資源給破壞掉了。現在很多人一說起新天地，總是正面的，說這個做得多好，我們總會在今后的某一天回想起我們做的這個事是一個很負面的事。

　　王軍：做任何事情都不能挑戰社會正義，建筑保護亦是如此。如果所謂的“拆除性保護”挑戰了社會正義，其留下的一定是一個負面的遺產。一個具有象征意義的事情發生在2012年初，梁思成、林徽因夫婦故居慘遭拆毀，與2000年曹雪芹故居的拆除形成了歷史的回應。后者未得到保護，是政府部門未采信主張保護者的意見；前者被拆除，則是政府部門采信了主張保護者的意見并作出行政決定之后，遭到開發單位的公然挑釁——性質上大不相同，但結局仍是一樣的。

　　這構成了一種象征意義。過去十年里，在北京文化遺產保護事業中，公眾參與的力度在不斷增強，政府部門已在傾聽、合作，并開始意識到這是善治的必需。這誠然是可貴的進步，但推土機仍保持著強大的慣性。這個城市已制定了一部要求整體保護舊城的總體規劃，可是，它不會自動成真，仍需要每一位熱愛自己故鄉的公民持之以恒的努力。

　　(本文改編自《事說昕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