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這里面是不是還有公共參與的問題？

　　姚遠：中國城市規劃的背景發生了巨大的變遷——以南京為例，去年南京總體規劃修編時就發生了比較劇烈的沖突，而上一輪修編是20年前，那時是計劃經濟，大家都是福利分房，拆遷就地安置，現在都是住房私有化、拆遷貨幣化。所以，現在的城市規劃更加和每個人的切身利益息息相關，但規劃者依然沿用蘇聯模式的一套邏輯，整個規劃從總體規劃，到詳細規劃，猶如在物權的白紙上進行，幾乎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公共參與。

　　產權的秘密

　　記者：財產權是城市獲得生命力的關鍵嗎？

　　王軍：上世紀50年代后期北京出現了嚴重的危房問題。一個城市在和平發展時期，她的住宅大面積爛掉了，相當于城市生命體最要命的位置上，出現了問題——財產權的系統被破壞了。如果一個房子在住進去的一刻就知道要被拆掉，誰還敢去修房子。要把以前城市的細胞修好，就要把它的財產權體系修好。光修復還不夠，還要讓它呼吸，即不動產的交易市場要建立起來。

　　華新民：絕對是關鍵。其實在1949年新政權成立以后，城市老宅的宅基地依然是私人所有的，政府已經對相關產權做了大規模的登記，并在報紙做了登記公告，承認其合法性。而且從1954年起憲法就明文規定保護私有財產了，不是從最近的物權法才開始的。每一塊宅基地的財產權性質是通過“宗地”兩字透露出來的，它仍然寫在今天給老宅主人發的土地證上，而如果沒有主人的簽字認可，宗地的邊界是不可以被其他人擅自改變的。可是這些年以來很多地方政府的房地管理局一直在擅自做這種變動，私人的財產權沒有得到保護。現在必須立即廢掉在做過這種變動后與開發商簽定的土地出讓合同，否則歷史城市的拆除是不可能停止的。而只有這一塊塊宗地的財產權真正受到保護時，歷史城市才能重新獲得生命力。這些宗地包括文革劫難后已經清退的私人宅院和還正在陸續清退的。今天買的商品樓也同樣有宗地的概念，但大家都不懂。

　　老城的宿命

　　記者：舊城和新城的生命紐帶是什么，如果舊城拆完毀完，新城就會好嗎？

　　王軍：我采訪貝聿銘先生時，他講過一件事。1978年他第一次來到北京，在景山上登高望遠，感覺很震撼。他跟我說，那時候北京還很完整。我心想完整嗎？城墻都沒了。但想想看，城墻是沒了，但是她的肌體還存在。然而從1990年代開始，首選定出一個十年完成北京危舊房改造計劃，2000年又定出一個五年完成舊房改造計劃。這兩次改造，就是我們今天的現實，而且這樣一種大規模的拆遷和改造，并不僅僅是停留在胡同地區，還將繼續往五六十年代那些舊城區蔓延。城市新生

　　記者：老城是否已經死亡？如果現在停下來，是否已為時太晚？

　　姚遠：我想中國城市是不可能死亡的。只要她的生命規律得到尊重。這需要物權保護和文化自覺，更需要一套真正的公共政策，從而改變我們城市的游戲規則。我的理解是，希望每一片老城倒下的同時，歷史保護所孕育的公民社會的精神，也能增長一分，所謂死得其所，總得有一個精神上的出路吧。

　　記者：改變城市命運可能的動力是什么？

　　王軍：擁堵、污染等等，大家都想解決這些事，但是藥方在哪里？我覺得開藥方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要對我們走過的路進行一次梳理。